云南省曲靖独木水库保护条例实施细则
云南省曲靖市人民政府
曲靖市人民政府公告第37号
《云南省曲靖独木水库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已经2008年12月27日曲靖市第三届人民政府第六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3月1日起施行。
二○○九年二月二日
云南省曲靖独木水库保护条例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实施《云南省曲靖独木水库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加强对独木水库的保护和管理，防治水污染，保证城市生产、生活用水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曲靖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在独木水库保护区从事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细则。
第三条 独木水库保护区的保护和监督管理遵循保护优先、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统一监督管理和分级分部门负责的原则。
第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独木水库饮用水水源地的义务,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独木水库饮用水水源地的行为进行劝阻、检举和控告。
第二章 保护和监督管理职责
第五条 市水务局负责独木水库保护区的统一保护和监督管理，独木水库管理局负责独木水库保护区的日常保护和监督管理。
第六条 独木水库保护区的保护和监督管理，以独木水库管理局为主，相关县（区）、镇人民政府和市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协助配合。相关县（区）、镇人民政府和市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条例》和本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做好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 独木水库管理局除履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职责外，还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独木水库保护区各种违法行为进行排查并及时进行处理。有权处理的，按照《条例》规定进行处理，不能处理的，向有关责任单位发出《违法行为排查通知书》，并抄送市政府督查室；
（二）组织拟定并实施独木水库和输水设施安全运行的应急预案；
（三）负责与日常保护和监督管理相关的其他工作。
第八条 麒麟区、富源县、罗平县人民政府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有关法律、法规和《条例》；
（二）按照曲靖市人民政府独木水库保护与发展规划，拟定本行政辖区内的实施方案、综合治理方案及配套办法，并组织实施；
（三）建立健全实施本细则的各项责任制度，监督检查本行政辖区有关单位落实责任制度的具体情况；
（四）组织制定和实施本行政辖区内水源重点污染物的总量控制方案，做好水源保护区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五）安排专项保护经费，建立保护投入机制和补偿机制，加大扶持力度，改善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第九条 麒麟区东山镇、富源县墨红镇、罗平县马街镇人民政府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有关法律、法规和《条例》；
（二）建立本行政辖区内独木水库保护区保护和管理工作的领导责任制；
（三）落实所属县（区）人民政府制定的实施方案、综合治理方案、配套办法及责任制度；
（四）负责本行政辖区内库区生产生活用桥的安全管理；
（五）完成市、县（区）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十条 曲靖市人民政府负责协调、督促市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县、区镇人民政府依法保护水库，根据独木水库管理局抄送的《违法行为排查通知书》，对未在规定时间内查处的责任单位进行督办，督查室具体负责行政问责制等四项制度的落实。
第十一条 市政府法制办负责独木水库执法人员的培训和办证工作，对有关执法单位的执法行为进行监督和指导。
第十二条 市发改委将独木水库水污染防治工作纳入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负责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立项，监督和指导项目实施和向省争取资金扶持。
第十三条 市环境保护局负责对水污染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监督检查三县（区）和有关部门水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情况，加强煤炭工业污染源防治工作，加强对水库水质的监测和煤炭企业排污监控。
第十四条 市煤炭局负责煤炭企业的整治监管工作。
第十五条 市水务局负责监督水土保持方案措施的实施，负责人畜饮水工程项目的申报、投资计划下达及监督实施。
第十六条 市交通局负责水上运输船只污染防治、库区道路交通及水上船只安全工作。
第十七条 市建设局负责指导推进水库径流区生活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建设规划的实施，加强对集镇污水处理工程及配套建设的指导、监督和管理。
第十八条 市农业局负责指导并监督实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生态农业建设、无公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基地建设等农村环保项目，开展面源污染防治研究和指导。
第十九条 市林业局负责指导退耕还林等营造林工作、沼气建设和节能改灶。
第二十条 市国土资源局负责地质灾害治理。
第二十一条 市财政局负责落实水污染防治项目资金及其他专项资金的筹措，监督资金使用。
第二十二条 市扶贫办负责涉及扶贫的人畜饮水、温饱村建设、扶贫开发项目规划及实施。
第二十三条 市民政局负责库区特困群众生活救助。
第二十四条 市监察局负责对各行政单位进行行政执法监察和行政效能监察。
第二十五条 独木水库派出所依法维护库区治安，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条例》的规定，在职责和权限范围内对库区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和处理。
第二十六条 市和相关县（区）人民政府其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独木水库保护区保护与发展专项规划，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并负责指导、监督和实施。
第三章 保护和监督管理措施
第二十七条 本细则第二章所列各级行政机关应当按照《条例》和本细则规定的保护和监督职责以及《独木水库水污染防治工程规划治理方案》、《独木水库水环境污染治理方案》、《独木水库公路、桥梁、水上船舶综合治理方案》和《独木水库煤炭污染综合治理方案》的要求，认真履职、互相配合，共同做好独木水库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十八条 大力发展高技术、高效益、低消耗、无污染的产业，重点发展高新技术生态农业，对现有的煤矿产业实施高新技术改造，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排放。
第二十九条 全面清理一级保护区范围内的煤井和二级保护区范围内的高锰、高硫煤矿井，依法给予关闭。对二级、三级保护区范围内的企业，实行达标排放，不达标的停产整顿，整顿后仍不达标的，坚决依法关闭。
第三十条 加强企业污染源排放监控系统建设，对重点煤炭企业排污口安装自动监控装置，实行实时监控、动态管理。
第三十一条 提高水库径流区集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率和处理标准。
第三十二条 推广科学施用化肥、农药，积极发展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普及农村沼气，提高农业资源和综合利用。
第三十三条 全面开展宣传教育，提高广大船员防治水污染的自觉性。
第三十四条 禁止在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禁止在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禁止在三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扩建项目不得增加排污量。
第三十五条 对在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审批，从严控制。项目规划选址、定点必须有独木水库管理局的审核意见。
第三十六条 优先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和水土保持工程，多渠道筹集资金，将库区和影响区内25度以上的坡耕地全部退耕还林还草。
第三十七条 建立自然保护区、生态示范区、生态功能保护区和重点煤炭资源开发监管区，采取适当的工程措施，强制性保护库区及其上游水土流失重点区域。
第三十八条 在沿库1公里、一级保护区周边2公里、入库河道上溯10公里两侧各500米等重点区域建立生态隔离带。
第三十九条 加大污染治理财政专项资金投入力度，支持污水处理、生态修复、监测预警等重点工程建设。
第四十条 实施污染企业生态补偿政策，建立健全煤炭企业污染补偿机制。
第四十一条 在水库径流区广泛开展环保教育，加大对《条例》的宣传和执法力度。
第四十二条 加大对保护区内废弃煤井的治理力度，发展水源涵养林和水土保持林，增强森林植被涵养水源功能，防治水土流失和污染，改善生态环境。
第四十三条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有计划地扶持保护区的发展，组织劳动力转移。
第四十四条 因突发公共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水源保护区水污染及危及水库配套工程、输水工程安全的责任单位和个人，应当立即采取应急措施，排除或者减轻危害，同时报告独木水库管理局、当地人民政府及水务、环境保护、卫生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村庄、单位和个人。
第四十五条 独木水库管理局、当地人民政府及水务、环境保护、卫生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防范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并在接到报告后，按照各自职责立即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
第四十六条 按照防护要求，独木水库管理局对进入一级保护区的人员及车辆实行控制。
第四十七条 独木水库管理局应当按照分级保护的地理界线，设置界桩、界碑和防护设施等。
第四十八条 独木水库管理局在独木水库保护区内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按照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的方案具体组织实施。
第四十九条 独木水库管理局应当与市直相关部门和相关县（区）、镇人民政府建立信息通报制度、定期联系制度和执法联动机制。
第四章 责任追究
第五十条 独木水库管理局、市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县（区）、镇人民政府及其他行政机关不履行和不积极履行本细则第二章规定的职责，按照行政问责制的规定进行问责。
第五十一条 独木水库管理局、市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县（区）、镇人民政府及其他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上级主管机关或者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二条 拒绝、阻碍独木水库管理局、市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县（区）、镇人民政府及其他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五十三条 本细则由曲靖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五十四条 本细则自2009年3月1日起施行。
检察机关“初查制度”探究
于朝
初查制度，是检察机关制定的在自行侦查案件的立案前都必需进行初查，确认有犯罪事实后再立案的一种办案制度。初查，过去也称预查，是近十几年检察立案的必经程序。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司法实践中，为了确定管辖分工或举报材料的某些内容（如案发单位和嫌疑人是否存在等），需要到有关单位了解情况。但这类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确认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了犯罪，因而本文所讨论的初查制度问题无关。
一、初查制度的提出和形成
检察机关是于８０年代中期开始进行自侦案件的初查活动的。产生这一活动背景，主要是基于对刑事立案的误解和对客观环境变化的不适应。
首先，检察机关开始进行自侦案件的客观条件导致了检察机关对立案标准的误解。
７０年代末，我国颁布的刑事诉讼法，要求对控告、举报和自首材料进行审查后，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立案。法律规定的立案标准是“主观标准”立案时检察机关通过对立案材料的审查，“主观”上认为有犯罪事实存在即应当立案。至于客观上是否发生了犯罪，是谁犯罪，应当通过侦查解决[注1]。我国检察机关在８０年代初开始直接受理侦查经济罪案时，立案材料通常是由发案单位通过调查取得并提供的，且已能证明有犯罪事实存在，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通过审查材料即行立案并直接进入预审。接受举报时已具备相当的犯罪证据，是这一时期经济罪案立案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由于立案前已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存在，逐渐使检察机关对立法原义产生了误解认为只有客观上实际存在犯罪事实才能立案。但是，８０年代中期以后，检察机关受理经济罪案的线索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在办案中发现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的情形增加，并一度居立案线索来源的首位，由于在办案中即可查明线索，确认犯罪，更加强化的对立案必需客观存在犯罪事实的观念；二是，线索不清的举报、匿名举报也开始增多，根据这类线索进行立案，显然是缺少了以往发案单位在移交线索前的查证过程。检察机关为了解决立案后的“撤案”问题，提出了“提高立案质量，把好立案关”的口号，一定要确认有犯罪事实存在才能立案。对举报、检举和自首的材料所反映的问题进行立案前的调查初查，待查明有犯罪事实后才能研究立案。
其次，检察机关管辖的自侦案件的特点导致了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对象的误解。
刑事立案，是指将犯罪或者可能为犯罪的事件列为刑事诉讼内容的诉讼活动。立案的对象应当是犯罪事件或可能存在犯罪的事件。检察机关管辖的自侦案件通常为职务犯罪或与职务有关的犯罪。犯罪与其犯罪主体履行职务有关，是检察机关管辖的自侦案件一大特点。这一特点导致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对象的的误解，即认为检察机关立案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而不是事件。例如：在检察机关的《立案决定书》及有关侦查材料中常见的“对×××进行立案侦查”，便是这一误解的体现。因存在这一误解，往往即使举报材料已证实客观上发生了犯罪事实[注2]，也不能通过立案侦破案件，却仍需要通过案前调查，确认犯罪嫌疑人后才能立案。这是初查活动产生的另一个原因。
初查制度的提出，最早见于１９８６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刑事案件办案程序（试行）》。该文件第六条三项规定“经审查认为控告、检举的犯罪事实不清，需要补充材料才能确定立案或不立案的，可以通知控告、检举单位补充材料，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派人直接调查，或者配合有关部门联合调查”。这是检察机关首次对有关初查问题作出规定，也是近十几年来对自侦案件进行初查的制度依据。但从这一规定的内容不难看出，传统的办案模式及立案观念对立案制度的影响。
１９９６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高检院起草了《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该规则前几稿中尚规定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初查，但最后定稿时即明确将初查规定为立案的一个环节，且具体规定了初查的程序。这标志的初查制度的正式确立。
初查制度被正式确立，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是：由于各种原因，检察机关在８０年代中后期展开了立案竞赛。这一竞赛所产生的一个明显恶果是导致了自侦案件侦查工作质量的下降，如：不应当立案的立了案；本可以侦破的案件侦破不了；本可以办出大案的仅够立案标准即结案。这些问题出现表现在办案结果上就是立案数与起诉数之间具有较大的差额。这一现象在９０年代逐渐引起了全国人民代表的注意，进而产生了强烈反映。检察机关的一些同志将人民代表的这些反映归结为立案质量不高所至，因而反复强调立案前要搞好初查，并最终将初查规定为立案制度之一。
二、初查制度的违法性
只要查一下刑事诉讼法有关立案的规定就不难发现，初查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这里首先需要阐明的是，刑事诉讼法在立案规范中为何未规定初查制度。笔者认为：
第一，刑事诉讼法未规定初查制度，是与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有关。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是该法的任务之一。而初查的任务则是确认有无犯罪事实，即查明犯罪事实，这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侦查的任务是相同的。因此，如果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初查（且通过初查已可以查明犯罪事实），整个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查的规定也就失去了必要。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立案是进行侦查的前提，只有立案以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才能实施“依照法律进行的进行“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注4]。根据这一立法思想，刑事诉讼法不可能规定也不会允许在立案前进行刑事诉讼活动初查。
第二，刑事诉讼法未规定初查制度，是与刑事侦查的工作规律有关。刑事侦查的基本活动过程是：立案→侦破→预审→侦查终结。实际工作中，除侦查机关直接发现的犯罪案件以外，其它任何犯罪案件（含作案人在发案前自首的）都需要经过上述侦查过程。这里有一个如何认识法律规定的事实（证据）标准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作了科学的规定。①只要“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注5]，即应当立案侦破；②对“经过侦查，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案件，应当进行预审”[注6]；③侦查终结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注7]。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概括起来就是，立案时，侦查机关对案件事实的确认允许是主观的，即实际是否发生了犯罪不影响立案与侦破，笔者称其谓“主观标准”；预审时，必需要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此时也只是要求有一定的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但还需要通过预审“对收集、调取的证据材料予以核实”[注8]，笔者称其谓“准客观标准”；侦查终结时，则必须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笔者称其谓“客观标准”。达到“客观标准”是整个侦查活动的结果。但制定初查制度的目的，则是在立案时即达到“客观标准”，这显然是违反侦查工作规律的。因此，刑事诉讼法不可能规定初查制度。
从上述论述可以明确，从依法治国和科学诉讼的角度看，刑事诉讼法不能也不会制定初查制度。而高检院制定的初查制度，其违法性就在于允许进行诉前调查，即非法进行侦查活动。
检察机关的有些同志认为，刑事诉讼法的立法者在制定立案法规时，未考虑到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具有作案隐蔽性和举报不确定性的特点。未规定初查制度是立法上的疏漏。这一认识的偏差之处在于，持这一观点的同志没有实际研究一下刑事案件的侦查规律。事实上，从刑法规定的犯罪类型看，大部分刑事案件都会出现隐蔽作案和举报不确定（甚至错报）的情形。
也有的同志认为，初查是有法律依据的。这些同志引用刑事诉讼法第８６条“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中的“审查”一词作为初查的法律依据。强调汉语中的“审查”一词包括“调查”的意思，进而说明刑事诉讼法是允许进行初查的。笔者认为，这一解释有些牵强附会。首先，从语法上讲，８６条规定的“审查”对象是“材料”，而不是“事实和证据”。其次，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审查所可以采取的“调查”手段。
上述看法和观念的存在，也是建立初查制度的一种理论依据。如果不加以纠正，即是高检院将来取消了初查制度，也势必会影响刑事诉讼法的贯彻执行。
三、初查制度的危害性
无论是从法理还是从仅十几年的诉讼实践看，初查制度的实施对正确地实施刑事诉讼法已产生了实际的危害后果。
第一，采用初查制度必导致违法诉讼，使检察机关的“严格执法”成为一句空话。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初查会导致侦查手段的滥用。侦查人员进行“初查”时，不采用侦查手段是无法获取证据的。为了获取证据，侦查人员必需采用相应的侦查手段（如询问证人、检查帐目、讯问犯罪嫌疑人等）进行调查，这必然导致侦查手段的非法使用；其次，许多通过初查取得的证据，在立案后已无法获取，检察机关在起诉时只能使用这些通过非诉讼程序获取的证据，导致使用不合法的证据进行诉讼。
第二，采用初查制度会影响侦查工作的正常进行。司法实践中，由于初查缺乏法定的调查手段，对侦查工作直接产生了不理影响。一是，在调查中遇有反侦查活动时，往往束手无策，致使案件因查不透而出现“夹生”，待立案后已无法纠正，这是一些案件查不明，诉不出的原因之一。二是，目前的初查制度中为防止对检察机关带来不利影响，规定了一些不得采用“调查”手段，但许多案件必须采取相应的侦查措施才能查明犯罪事实，遇有这类情形时，往往会出现查不透的情况，而犯罪事实查不透又不能“立案”，致使一些犯罪案件被迫放弃侦查，造成犯罪分子逃脱刑事责任的追究。
第三，初查会导致侦查工作失去相应的监督。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程序，通过立案侦破阶段，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是通过侦查，查明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应当进入预审；二是通过侦查查明没有犯罪事实，或因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收集有罪证据，不能进行预审，而应当取消案件。检察机关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制定了一整套取消案件的监督程序。但由于初查是将侦破工作置于了立案之前，因此，对应当通过作取消案件的处理的情形，即通过不立案解决，致使取消案件的诉讼过程失去了程序上的监督。不立案成为办案人员或个别领导干部处理“不好查”案件的法宝，是导致有案不立，甚至利用案件进行非法交易的重要因素。
总之，初查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已经对检察机关的执法形象和实际执法水平造成了危害。在中央一再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已到了非取消不可的程度。
四、取消初查制度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初查制度在检察机关已经实际实施了十几年，现在取消这一制度阻力是可想而知的。笔者认为在取消这一制度时，需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转变刑事立案观念。多年来，由于对立案标准理解上的偏差，导致了检察人员在立案观念上的一些错误认识，这是产生初查制度的主观原因。因此，取消初查制度的首要问题是转变检察人员的刑事立案观念。首先，应当正确理解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标准是“主观标准”，而不是客观标准，通过这一观念的转变，使的初查制度成为“没有必要”。其次，应当树立先立后查，依法办案的观念，即将立案作为刑事调查的必要前提。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也不是对所有的举报线索均进行初查，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认为可能存在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才进行初查。实际上绝大部分案件的进行初查时，已达到了法定的立案标准。第三，应当树立因事立案的观念。无须待确认犯罪嫌疑人后才能立案。
二是，转变侦查观念，改进侦查制度。在讨论初查的必要性时，检察机关的大部分领导同志都担心放开立案，会导致对当事人的非法侵害。建立“初查”制度的原意就是为了提高预审的准确性，防止因随意采用传唤措施而给当事人、社会和检察机关带来不利的影响。但现实是，由于“初查”制度的建立没有法律依据，因而对采取何种手段进行初查的问题有关部门不能依法作出具体的规定，所以“初查”制度的建立不仅没有达到预想的结果，反而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例如，初查中证人作伪证时不能依法处置；犯罪嫌疑人不供时无法采取强制措施；有关单位拒绝查帐时无法强制进行查帐；初查中所获取的证据无法在法庭上运用；甚至个别案件在出现已经查明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事件而立案的情形时，上级检察机关无法监督等等。实际上，初查本身就是一种非法诉讼行为。检察机关采用这一非法诉讼方法来制止办案中的其他违法行为，是一种消极的方法。积极的方法应当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建立健全侦查制度，用合法的办案制度来约束违法的办案行为。在这方面，高检院及各级检察机关目前亟需制定的侦查制度主要是案件侦破制度。笔者认为案件侦破制度至少应当包括：①秘密侦破制度。除犯罪嫌疑人自首的情形外，侦破工作应当秘密进行。②侦破工作程序。案件侦破过程中可以采用的侦查措施。其中，在案件侦破之前，不得讯问犯罪嫌疑人。③破案标准。即进入预审阶段所必须的证据标准。
三是，提高侦查人员执法水平。取消初查制度后，可能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撤案数的增加。如何正确的认识这一现象呢？首先，应当正确认识立案与撤案的关系。撤案不是对立案本身的否定，而是对立案对象的否定。立案是根据举报等材料，将检察机关认为可能存在犯罪的事件纳入刑事诉讼程序。经过侦查，确认该事件中不存在犯罪时，应当撤案。撤案是保护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主要法律手段和措施。因此，在立案时如立案材料已说明可能存在犯罪，而撤案时，有关证据证明不存在犯罪，撤案是一种正常的诉讼现象。其次，应当搞清撤案的原因。刑事侦查中的撤案原因主要有：①立案时未能正确地审查材料，错误的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②受侦查水平所限，无法查明犯罪事实。③客观上不具备侦破条件，导致案件无法查清。④经侦查发现立案材料不实，不存在犯罪事实。目前检察机关由于存在着初查，因而自侦案件的撤案主要原因是前两种情形。因此，在取消初查制度后，上述第④种撤案情形可能会增加，但随着侦查人员执法水平的提高，其他类型的撤案情形会大幅度减少。所以，取消初查制度从总体上讲不会导致检察机关撤案的数量的增加。
四是，改变对案件的统计及报告、宣传的方法。第一，在案件统计方面，将立案数改为案件受理数。检察机关接受举报等不一定立案，而立案说明是检察机关实际接受案件的情况，反映出该机关的工作量和在打击犯罪方面的主动性。第二，增加破案统计指标，并作为检察机关向人大报告和对外宣传自侦案件数量的主要指标。第三，对撤案原因进行具体化的统计，通过统计分析，不断改进侦查工作，以保证立案工作的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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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参见于朝《论经济罪案的立案标准》，〈政法论丛〉１９９６年第６期
注2：参见于朝《未明确作案人贪污案件的立案与侦破》１９９０年山东省反贪污贿赂工作会议文件。
注3：参见《刑事诉讼法》第８２条规定的侦查含义。
注4：参见《刑事诉讼法》第８６条规定的立案标准。
注5：参见《刑事诉讼法》第９０条规定的预审标准。
注6：参见《刑事诉讼法》第１２９条规定的侦查终结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