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
中国政府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１８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５年４月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以下称“缔约双方”），
愿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和为发展两国间经济合作，为鼓励、保护并为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投资创造有利条件。
认识到促进和保护此种投资将有助于促进经营的积极性和增进两国的繁荣，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定义
本协定内：
一、“投资”一词系指缔约一方投资者依照缔约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所投入的各种财产，包括，但不限于：
（一）动产和不动产及其他权利，如抵押权、留置权或质权；
（二）公司的股份、股票和债券或公司财产中的利益；
（三）金钱请求权或其他具有财政价值的与投资有关的行为请求权；
（四）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商标、专利、工业设计、专有技术、商名、商业秘密和商誉；
（五）法律赋予或通过与投资有关合同而具有的经营特许权，包括勘探、耕作、提炼或开发自然资源的特许权。
二、“投资者”一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系指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领土内已经投资或正在进行投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或公司；
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方面，系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内已经投资或正在进行投资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国民或作为其国民的公司。
三、“公司”一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系指依照其法律设立，其住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内的经济组织；
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方面，系指依照其法律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领土内组成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设立的任何法人。
四、“国民”一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系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自然人；
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方面，系指按照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法律是印度尼西亚国民的人。
五、“收益”一词系指由投资所产生的款项，特别是，但不限于，包括利润、股息、利息、资本利得、提成费或其他合法收入。
六、“中国”一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及根据国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主权、主权权利或管辖权的领域；
“印度尼西亚”一词包括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领土及根据国际法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拥有主权、主权权利或管辖权的领域。
第二条 投资的促进和保护
一、缔约一方应鼓励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在其领土内投资并为之创造有利条件，并依照其法律和法规接受此种投资。
二、缔约任何一方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应始终受到公正与公平的待遇并享受充分的保护和保障。
第三条 协定范围
本协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投资者按照关于外国资本投资一九六七年１号法律和任何修改或替代之法律已先前获准进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领土内的投资，并适用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投资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法律和法规获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内的投资。
任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者在外国资本投资一九六七年１号法律通过前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领土内的投资的事宜可由缔约双方磋商。
第四条 最惠国条款
一、缔约任何一方在其领土内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实施的投资和产生的收益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任何第三国投资者实施的投资和产生的收益的待遇。
二、缔约任何一方在其领土内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管理、使用、享有或处置其投资及与这些投资有关的任何活动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待遇。
三、上述所述的待遇不适用于缔约任何一方因参加关税同盟、共同市场、自由贸易区、经济多边或国际协定，或因缔约一方与第三国缔结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或因边境贸易安排而给予第三国投资者的任何优惠或特权。
第五条 损害或损失补偿
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因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发生战争或其他武装冲突、革命、国家紧急状态、暴乱、起义或骚乱而受到损失，缔约另一方如果予以恢复、赔偿、补偿或其他处理方面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待遇。
第六条 征收
一、只有为了与采取征收的缔约一方国内需要相关的公共目的，并给予补偿，缔约任何一方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方可被国有化、征收或采取与国有化或征收效果相同的措施（以下称“征收”）。此种补偿应等于投资在征收决定被宣布或公布前一刻的价值。此种补偿不应不适当地迟延，并应有效地实现和自由转移。
二、缔约一方依照有效法律对在其领土内任何地方设立或组成并由缔约另一方投资者持有股份的公司之资产进行征收时，应保证适用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从而保证拥有此种股份的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得到上一款规定的补偿。
第七条 投资汇回
一、缔约任何一方应根据其法律和法规就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投资准许投资者在完成其全部纳税义务后，转移以下款项，并不得无故迟延：
１．资本和用于维持及扩大投资的追加资本款额；
２．经营净利润包括外国合伙人持股份额所得的股息和利息；
３．与投资有关的贷款的偿还款项及利息；
４．提成费和服务费的支付；
５．外国持股人股票销售款项；
６．损害或损失的补偿；
７．投资者在清算时所得款项；
８．被允许在缔约一方的领土内从事与投资有关工作的缔约另一方国民的收入。
二、若缔约任何一方的投资者与投资所在的缔约另一方的有关当局无其他协议，按照本条第一款进行的转移应允许是初始投资所用货币或任何其他可自由兑换货币。此种转移应按照转移当日通行的转移所用的货币汇率进行。
三、虽然有以上几款，但缔约任何一方可主张法律和法规所要求的货币转移报告。
第八条 代位
如果缔约一方或其任何指定机构对其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某项投资就非商业性风险做了担保，并据此向投资者作了支付，缔约另一方应承认该投资者的权利转让给了缔约一方或其任何指定机构，缔约一方的代位不得超过该投资者的原有权利。
第九条 投资者与缔约一方之间的投资争议
一、缔约一方的投资者与缔约另一方之间就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产生的任何争议应友好解决。
二、如争议在六个月内未能解决，当事任何一方可根据投资所在缔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将争议提交该缔约方有管辖权的法院。
三、如涉及因征收发生的补偿款额的争议，在诉诸本条第一款的程序后六个月内仍未能解决，争议可提交专设仲裁庭。如有关的投资者诉诸了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程序，本款规定不应适用。
１．该专设仲裁庭应按下列方式逐案设立：争议双方应各任命一名仲裁员，该两名仲裁员推选一名与缔约双方均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的国民为首席仲裁员。头两名仲裁员应在争议任何一方书面通知另一方提出仲裁后的两个月内任命，首席仲裁员应在四个月内推选。如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仲裁庭尚未组成，争议任何一方可提请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秘书长作出必要的委任。
２．仲裁庭应自行制定其程序。但仲裁庭在制定程序时可以参照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仲裁规则。
３．仲裁庭的裁决以多数票作出。裁决是终局的，对争议双方具有约束力。
４．仲裁庭应根据争议缔约一方的法律、本协定的规定以及缔约双方均接受的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原则作出裁决。
５．争议各方应负担其委派的仲裁员和出席仲裁程序的费用，首席仲裁员的费用和仲裁庭的其余费用应由争议双方平均负担。
第十条 缔约双方之间的争议
缔约双方对本协定的解释或适用所产生的争端应通过外交谈判友好解决。
第十一条 其他义务
如果缔约一方现在或将来的立法或缔约双方签署的国际协议为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投资提供了较本协定的规定更为优惠的待遇，应从优适用。
第十二条 磋商与修改
一、缔约任何一方可要求就缔约双方同意讨论的事项进行磋商。
二、若认为有必要，并经双方同意，本协定可随时修改。
第十三条 生效、期限与终止
一、本协定自缔约双方以书面形式相互通知完成各自国内法律程序之日起下一个月的第一天开始生效，有效期为十年。如缔约任何一方未在有效期期满前一年书面通知终止本协定，本协定将继续有效十年。
二、第一至第十二条的规定对本协定终止之日前进行的投资应继续适用十年。
由双方政府正式授权其各自代表签署本协定，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在雅加达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印度尼西亚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若解释上发生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注：缔约双方相互通知已完成各自法律程序，本协定于一九九五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钱其琛 阿里·阿拉塔斯
（签字） （签字）
附件： 议定书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以下称“协定”）签字之际，双方签字人议定如下各项，作为本协定的组成部分：
关于第九条：
一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八日在华盛顿开放签字的“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的成员国时，缔约双方将就提交“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进行调解或仲裁解决缔约一方投资者与缔约另一方之间的争议的种类达成一项补充协议。
该补充协议以换文形式达成，应是本协定的组成部分。
本议定书于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在雅加达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以中文、印度尼西亚文和英文书就，三种文本同等作准。若解释上发生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钱其琛 阿里·阿拉塔斯
（签字） （签字）
遭遇“执行难”之后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王俊杰
[内容提要] 遭遇“执行难”之后,应该怎么办？执行机构改革是关键，我国目前的执行现状是进行执行机构改革的外在原因，执行权性质是我国执行机构改革的内在原因，那么执行机构改革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执行机构改革的发展前景如何？笔者在此作了粗浅分析。
[关键词] 执行权 执行机构改革
[正文]
引言
基于“执行难”的现实情况，思索如何对执行体制进行改革才能充分应对“执行难”，使执行变得容易，于是对执行权的性质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大胆构思执行体制的调整与重建。
对执行权的认识是以传统的司法权观念为基础的，当初建立的执行体制没有具体分析执行权的性质，模糊了其中行政权、司法权的区别与联系，司法权的行政化是将执行权完全纳入司法权体系的根本原因，同时这也就形成了现行的执行体制。
笔者认为：执行权虽是一种国家权力，但它与司法权、行政权有着根本区别，执行权并非一种单纯的司法权或行政权，而是集司法权（执行裁判权）、行政权（执行实施权）于一体的权力，从国外的“三权分立”机制到我国国家机关分权行使国家权力，均表明这样一个原则，权力性质不同，权力主体也应当有所不同，应根据权力的性质确定行使权力的机关。因此，执行权应分别由人民法院和专门执行机关行使，要改革统一由人民法院行使执行权的现状，人民法院不应既拥有司法权，又拥有行政权，应当将执行实施权从人民法院所拥有的权力中分离。在国外也鲜见法院同时承担执行裁判文书任务的现象。
一、我国执行现状------执行机构改革的必要性
所谓“执行难”是指被执行人难找，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这是我国的一种独特现象，当人民法院生效裁判送达当事人后，因种种原因该生效裁判规定的权利、义务内容难以实现。“执行难”现象，严重损害了国家法制体系的权威性，造成了民众对国家法治现状的“信任危机”。裁判文书成为“法律白条”，人们不禁要问，法律公正何在？法律威严何存？
究其根源，造成“执行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执行权过于集中，人民法院集执行裁判权、执行实施权于一身；现实中执行机关常常受制于人、人民法院的“婆婆”太多；执行程序中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当事人对执行人员具有双重身份在心理上反感；人民法院负责执行的主要是文职法官，在执行实践中特别是强制执行过程中显然力不从心……等等诸如此类的因素都是造成目前执行现状的直接原因。
目前，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采用的是“一条龙”式的工作模式，一个执行案件立案以后，一切由执行员包办，如对财产采取强制措施，对妨害执行行为的处罚，对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和案外人异议的处理，执行款物的交付等都由执行员负责，缺乏应有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这在客观上必然导致执行权的滥用。而我国目前关于执行工作尚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律，有关执行工作的具体规定均散见于诸如《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之中，最高人民法院于一九九八年颁布了《关于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对执行工作作出了相对全面的规定，但这只是司法解释，在效力上并不及法律、法规，并不能从根本上、体制上解决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目前执行现状，首要的问题就是改革我国现有的执行机构。执行机构作为人民法院的一个职能部门，已经日益显现出它不合理的一面。因为，人民法院作为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机关，只要依照法律对各种争议做出肯定或否定性评价，至于怎样落实这些评价，如何把权利落实到胜诉的一方，根本就不在其职责范围之内。同时为了保证执行独立、公正、高效，就必须改革现有的人民法院执行体系，将“平行管理”模式改为“垂直管理”模式，将执行权收归专门的执行机构行使，由此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的问题，改变“债权人流泪，债务人陶醉”的现象。
二、执行权的探讨------执行机构改革的可能性
从本质上看，执行权是利用国家权力的介入，从而实现私权权益的一种权力，它既不是完全归属于司法权，也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权，其性质定位应是“相对司法权”。即：执行权是由于司法权衍生出来的，是司法权的继续，是形成完整的司法权的一部分。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各种“子争议”的发生。例如，对妨害执行行为的处罚、对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和案外人异议的处理、执行中止、执行终结、执行和解、被执行主体的变更等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均依赖于司法权的行使，这部分权利归属于执行裁判权，是执行权的一部分，但执行权又并非属于完全司法权，在执行过程中，往往还有许多涉及当事人切身利益的执行措施，特别是在到强制执行时，这些执行措施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一种行政权的表现，也就是说执行权是一种“相对司法权”。在此，笔者认为执行权分为执行裁判权、执行实施权，执行裁判权属于司法权的一部分，应交于人民法院行使，而执行实施权则是属于行政权的一部分，应由专门执行机构行使。
根据宪法及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人民法院是审判机关，行使审判权（含执行裁判权）。故审判权是唯一由人民法院行使的权力，也是人民法院唯一的权力，而执行权（主要指执行实施权）是以国家武装力量作为后盾，体现法律强制力的一项重要的行政权，故而执行权应当分权行使。而我国目前由行使审判权的法官来行使执行权的做法，与古代由行政长官掌握司法权一样，反映了我国诸权不分的法律传统。这既不利于执行工作的开展，也不符合执行工作性质的要求。
事实上，司法裁判的执行，本身就是一项行政性质浓厚的政府事务。现实中，执行权交由人民法院行使，这样易造成权利过于集中，不仅效率低，而且在机制上形成了司法腐败的温床，这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要求背道而驰；人民法院是行使审判权的司法机关，其价值取向是追求司法公正，实行的是当事人主义，而执行工作其价值取向则是在执行依据生效的情况下，追求行政效率，实行的是职权主义，故而执行工作的性质也要求执行机构进行改革，要求执行中的裁判权与实施权相分离，两种权力由两个不同部门的人员来行使，这不仅克服了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而且会形成有效的分权制约机制。
执行机构的改革其主要内容就是执行权分权运行机制的建立，即将执行权划分为执行裁判权和执行实施权，由不同的机构和人员分别行使。行使执行裁判权即作出评价、判断是非，应当奉行中立、被动、公平的原则。而执行实施权的行使则是要求被执行人履行义务，以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应坚持积极、主动、高效的原则，非因法定事由不得停止执行程序。这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行的，而且在现实的条件下此项改革必能建立裁判、执行、监督既分离制约又协调高效的司法行政管理体制。
三、执行机构改革的具体措施
面对“执行难”各地人民法院出台了相关的措施，如在人民法院内部对现在的执行庭进行改革设立执行局；人民法院实行执行申请权登记规定；推行“执行权运行阳光工程”等等，均为“执行难”的解决提供了积极的、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但笔者认为这些措施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基于对执行权性质的分析、认识，笔者认为当前对执行机构改革着重点应该是：在人民法院以外单设专门执行机关，将执行实施权交由单设的专门执行机关行使。该机关的性质是行政机关，直属国务院，主管全国的司法、行政执行工作，下设置一个主管司法裁判执行的司法执行局，并根据行政区划在全国建立垂直领导的执行体系，由中央财政保证其运作经费，配备专门的执行人员，从组织保障、经费支持、人员配备等各个方面对执行工作予以保证。
在进行机构改革的的同时，制定专门的《强制执行法》，对执行工作从法律的角度予以规范，对执行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使执行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在开展此项工作时可参照各地人民法院出台的相关措施，如实行执行申请权登记规定，对当事人申请执行时实行先行登记，对暂时找不到被执行人或被执行人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的，先行登记立案，中断执行时效，同时专门执行机关可主动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改变目前要求申请执行人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的做法，从而减轻了申请执行人举证责任，扭转了申请执行人不利的法律地位，更好地保证了申请执行人的利益，维护了法律的尊严；而且还可参照《行政处罚法》，增加对重大执行行为的听证程序，专门执行机关对于执行标的重大、采取对被执行人有重大影响的执行措施时应提前告知被执行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对于当事人的听证要求，专门执行机关应及时组织听证活动，依据《强制执行法》进行公正裁决，当事人对执行行为不服应允许其向人民法院起诉，从而消除被执行人对执行行为的直接抵触情绪，积极主动配合专门执行机关履行法律义务。
四、执行机构改革可能产生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如果将上述执行机构改革方案付诸实施，就必须修改如《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这就要求将执行机构改革与《强制执行法》的制定同步进行，同时将《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的修改结合起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执行体系。
在执行机构进行改革，建立起专门执行机关后，人民检察院的审判监督问题怎么处理呢？《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这里的“审判活动”应从广义上理解，它不仅包括人民法院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而且还包括人民法院行使执行裁判权的法律行为。审判权不仅仅包括纠纷解决权，还包括调查权、调解权、执行裁判权等一系列与纠纷解决这个主体性权力相关联的权力，无论是主体性权力还是关联性权力，都属于人民法院依法产生的审判权能。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和行使执行裁判权的活动，统一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
五、执行机构改革的前景展望及发展
执行机构改革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执行难”说到底是法律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在执行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正是在机构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那么为了解决“执行难”就必然会遇到这些问题。但执行机构改革的“阵痛”过后，必然是一片美好的蓝天。
当事人拿到生效的裁判书，义务方如果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履行裁判书所规定的义务，权利方则可在法定时间内向专门执行机关申请执行，专门执行机关接到申请后，了解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按照裁判书所规定的义务予以执行；如果被执行人暂时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则可由专门执行机关先行登记，待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后随时执行；如果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或出现执行中止、执行和解、代位执行等情况后，经执行人员提交人民法院进行裁判，再交由专门执行机关执行；对于执行标的重大、采取涉及被执行人的人身或其他重大执行措施时，应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并应当事人的要求及时、公正的举行听证会；对于强制执行行为不服，当事人可向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这样一个完整的执行过程得到实现，“执行难”问题也便迎刃而解了。
专门执行机构的发展，必然会导致执行机构的专业发展，最终结果必然是形成一个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立、高效运行的政府机制，整个社会形成一个良性的权力制衡架构。到那时决策公正、执行高效、监督有力，人们将有感“执行易”。
注：本文所议执行均指民事执行；
参考文献：
刘汉才《司法警察行使执行权的思考》
汤维建《检察机关应有权对民事执行程序进行法律监督》
冯琦 《解决“执行难”机构改革当先行》
游振辉《走出执行难的误区》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
赵海峰“法国民事强制执行法”《欧洲法律与经济评论》
常怡“完善民事强制执行立法若干问题研究”《中国法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