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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法律市场“自由贸易协定”下的“开放”与“防范”较量

杜相希


　　韩国法律市场的开放主要是基于韩国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东盟、印度、美国等国际组织或国家缔结的自由贸易协定(FTA)相关约定。2009年9月26日正式生效的《外国法律顾问法》(《外国法咨询师法》)是韩国法律市场走向开放的基本法律依据。韩国法律市场开放分为三个阶段，并通过对《外国法律顾问法》进行修订的方式来确立不同阶段开放进程的法律依据。韩国的外国法律顾问制度目前仅限于与韩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国家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面对法律市场开放的大趋势，韩国及至韩国法律界通过修订《律师法》，律师事务所合作化专业化转型及倡议亚洲地区律师事务所联合等来应对即将或终将到来的法律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一、自由贸易协定与法律市场开放

　　韩国《外国法律顾问法》确立了“适应国际法律市场开放趋势”的国内法法律依据和基础。自由贸易协定在第一阶段法律市场开放之前通常要求“制定或实行促进开放的国内法依据”。因此外国法律顾问能否进入韩国法律市场最终还要取决于韩国与相关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是否生效及是否有法律市场开放的约定来确定，因此，韩国《外国法律顾问法》的通过和实施并不意味着外国法律顾问同时可以进入韩国法律市场。
　　目前韩国已与智利(2004年4月生效)、欧洲自由联盟(EFTA)(2006年9月生效)、东盟(ASEAN)(2009年5月生效，服务领域)缔结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韩美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10月提交国会)和韩国与印度(CEPA)协定(2009年8月)已提交国会等待批准。韩国与欧盟(EU)自由贸易协定尚在谈判阶段(2009年7月开始)。
　　韩国法律市场开放分为三个阶段。原则上分为允许外国法顾问进入韩国法律市场、允许与外国律师事务所开展业务合作(协定生效后2年内)、允许通过设立合资律师事务所形式雇佣韩国内律师(协定生效后5年内)等三个阶段。目前生效的《外国法咨询师法》属于第一阶段协定内容。
　　根据韩国与相关国际组织及国家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内容来看，《韩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未对法律市场开放事宜予以规定，而不适用于《外国法律顾问法》； 韩国-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允许实施第1阶段法律市场开放；韩国-印度自由贸易协定则提出了第1阶段法律市场开放方案等待批准；韩国-东盟(ASEAN)自由贸易协定允许法律市场开放至第2阶段；韩国-欧盟(EU)自由贸易协定预计会对法律市场开放至第3阶段进行磋商中；韩国-美国自由贸易协定拟对3个阶段全面开放。
　　以《韩美自由贸易协定》为例，韩国法律市场应在协定生效后5年内分三个阶段进行开放。在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同时开始的第一阶段开放中，允许美国法律顾问从事有关“美国法律及美国缔结的条约、普遍承认的国际习惯法”的咨询及美国律师事务所在韩国设立分所。《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2年内开始的第二阶段开放中，允许美国律师事务所和韩国律师事务所之间提供业务协助，从第二阶段开始韩美两国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共同受理存在韩国法律和美国法律适用争议的案件和分配收益。实事上等于打开了美国律师事务所受理韩国内案件的大门。《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5年进行的第三阶段开放中允许美国律师事务所和韩国律师事务所进行合伙(同业)，而且具备一定条件的合伙(同业)律师事务所可以雇佣韩国内律师。
　　目前(截止2009年9月)，韩国法律市场将面向瑞士、挪威、列支敦士登和冰岛4国(第1阶段开放)及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缅甸、菲律宾、老挝、柬埔寨、文莱、泰国等10个国家(允许第1和第2阶段开放)进行开放。

二、外国法律顾问法促进背景与主要内容

　　2005年8月，韩法务部设立外国法律顾问法制定特别分科委员会开始着手“外国法律顾问法”相关内容的讨论和制定事宜以确立韩国与美国、东盟达成的分阶段开放法律市场的国内法依据，促进韩国法律服务国际化和适应法律国际化发展大趋势，防止法律市场开放带来的混乱和保护法律业务委托当事人权益。2006年11月22日，韩法务部公布了《外国法律顾问法》草案内容并对立法背景等进行介绍。2007年7月17日进行立法预告。2008年10月向国会提交《外国法律顾问法》草案。2009年3月2日，韩第281次临时国会第11次大会通过了《外国法律顾问法》。《外国法律顾问法》并在公布之日起6个月后即2009年9月26日正式实施。 主要内容如下：

1、引进外国法律顾问制度

　　韩《外国法律顾问法》引进了外国法律顾问制度(FLC : Foreign Legal Consultant)，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在韩国内设立分所，允许外国律师以外国法律顾问身份在韩国从事外国法律相关咨询业务。目前韩国的外国法律顾问制度仅限于与韩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国家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

2、设定外国法律顾问师业务范围

　　韩《外国法律顾问法》规定，外国法律顾问师可以外国法律顾问事务所的成员或所属外国法律顾问师、国内律师事务所所属的外国法律顾问师的身份从事法律业务。目前外国法律顾问师的业务范围仅限于有关“原资格国的法律及原资格国缔结的条约、普遍承认的国际习惯法”的咨询及适用“原资格国的法律”的国际仲裁案件的代理业务等。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法庭辩护等韩国内法事务。

3、明确外国法律顾问师的资格认证和登记事项

　　韩《外国法律顾问法》规定，外国律师要想在韩国从事业务活动应首先取得法务部长官资格认证并在大韩律师协会进行登记。要想获得韩法务部长官认证，申请认证者应具有在本国从事3年以上法律事务的经历。在韩国从事有关原资格国法律的调查、研究、报告等事务的经历可以计算入前述所要求的“3年以上法律事务经历”时间内，但最长只能为2年。在国外从事相关业务的最多可计算为3年。《外国法律顾问法》同时对外国法律顾问拒绝登记和登记取消的事由予以具体规定，对轻微的违法行为以罚款的方式进行惩处。

4、外国法律顾问法律事务所的设立和运营

　　为贯彻世界贸易组织(WTO) 多哈发展议程（DDA：Doha Development Agenda）法律服务协议案规定的仅允许代表律师事务所形式的商业存在和维护韩国法律市场秩序，阻止不符合条件的外国律师的个人事务所开业，韩《外国法律顾问法》目前只允许设立与现有外国律师事务所有关联的分所模式的外国法律顾问法律事务所。

5、规范外国律师和外国律师事务所的名称

　　韩《外国法律顾问法》明确规定“外国律师”的名称改为“外国法律顾问”。“外国法律顾问”可以附注原资格国家名称和律师字样。比如“美国法律顾问”可以同时标注“U.S. Attorney-at-law(美国律师)”字样。外国法律顾问在韩国内设立的事务所“外国法律顾问事务所”改为“外国法律顾问法律事务所”。在韩国的外国律师事务所在本所名称后可附注“外国法律顾问法律事务所”名称。

6、规定外国法律顾问的义务

　　为确保外国咨询师忠实履行业务和保护委托当事人，《外国法律顾问法》规定外国法律顾问1年内在韩国时间应不少于180日以上，同时不得侵害或泄露与业务有关的秘密以确保外国法律顾问师忠实履行业务和保护委托当事人权益。禁止同国内律师、法务士、注册会计师、税务士、关税士进行收益分配、合伙(同业)及雇佣等业务合作。此外，韩《外国法律顾问法》还规定了外国法律顾问法律事务所合伙人应加入事务所运营损害赔偿责任保障保险以促进对法律业务委托当事人的保护。

7、外国法咨询师与外国律师区别

　　外国法律顾问与使用“○国律师”、“国际律师”等名称在国内开展业务的外国律师相比存在诸多的差异。
　　外国法律顾问可直接向韩国国民或企业为提供本国法律或本国缔结或参加的条约或国际惯例，并可代理国际仲裁案件。此外可以自己名义直接制作并向法律提交相关文书。而目前的外国律师是指企业或国内律师事务所以普通职员形式雇佣，只向雇主提供有关外国法律的调查结果并提供法律意见，而不得向包括企业在内的普通人提供任何形式的法律服务，而不能向法院等机构提交以自己名义制作法律文书。
违反前述情形，此前会以违反《律师法》为由予以处罚。2009年9月26日起，违反上述规定的，可同时依《外国法律顾问法》予以处罚。

刑事审判中证人作证的“三大怪现状”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周顺保 肖晖


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庭审制度的基本要求，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基本措施。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目前证人不出庭成为常例，并由此形成我国作证制度的“三大怪现状”
其一，证人向警察和检察院作证，却不向法庭作证。
在我国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率极低，据统计，只占有10%左右。但在侦查、起诉阶段、证人向警察、检察官作证却占90%以上。为何会出现这一怪现状。首先，这是因为强制力量上的差异。一方面，法院缺乏权威。由于法院缺乏惩治证人拒不出庭作证行为的有效手段，使有关法律中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要求成为一种仅具象征意义而缺乏实效性的宣言。另一方面，由于警察和检察官手中具有强制性力量，并且可以采用多种方式使这种强制变为现实，他们的强大能力足以使任何公民感到威慑。因此，证人少有不应召向警察和检察官作证的。其次，中国刑事诉讼中作证制度的设置为这种奇特现象的发生提供了基础。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这里虽然没有说明向谁作证，但该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参照这一规定以及第49条关于公、检、法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安全的规定，证人负有向法、检、公三个机关作证的义务，而不仅仅负有只是向法院作证的义务。
其二，证人不出庭，书面证言在庭审中通行无忌。
证人不出庭的情况下，要有效定罪，必然就会大量采用庭审前，尤其是侦查阶段警察、检察官制作的书面证言，造成书面证言在庭审中通行无忌。

书面证言在庭审中通行无忌，则会产生诸多弊端。首先，容易造成证言的失真。书面证言是司法人员或辩护人单方制作的，证人不必担心别人的反驳和质询。因此，证人陈述时，就容易夸大或缩小，从而影响了证言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其次，公诉人、辩护人在书面证言质证中，就书面证言所提出的异议，因证人未出庭，控、辩双方难以对证人进行必要发问。因此在实践中，很多情况下，书面证言经过宣读后在存有异议的情况下也作了认定。再次，控辩双方宣读书面证言时断章取义，只宣读某一次、某一页、某一段，甚至某一句话，这使人产生对案件事实的错误，歪曲了证人的意愿。
其三，警察不作证。
警察不作证的第一层意思是我国的警察一般不到法庭作证，尤其是他们不会应辩护方的要求到庭作证。第二层意思是指，即使警察出具书面证言，常常也不是警察的语词，而是以某某刑警队、某某派出所的名义出具的证明材料。有单位印章而无证人落款。例如“关于被告人某某投案情况的证明”、“关于审讯情况的证明”等等。
警察不出庭作证，甚至在书面证明材料上没有警察的签名，虽然节约了警察的时间，避免了法庭质证时可能出现的尴尬包括对警察权威和语词可靠性的质疑。但在庭审中，使用不符合基本诉讼要求的书面证明材料，却带来司法不公正的风险。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法官不便、不愿，甚至不敢传召警察出庭作证，就会让警察特权的泛滥成灾。
上述证人作证的“三大怪现状”，追根溯源，反映了我国司法制度乃至社会治理结构上存在的严重缺陷。仅就司法制度而言，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线型结构，使“审判中心”难以确立，使法院对审前阶段缺乏控制能力，对侦查机关缺乏约束能力。同时，使诉讼成为一种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接力赛和流水作业，法院作为客观中立的裁判机关，保障司法公正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句空话。要彻底根治上述“三大怪现状”，当务之急，是在刑事审判中实行直接言词原则。让证人特别是警察主动到法庭作证，接受控辩双方的反驳与质询，从而做到证人证言来源可靠、内容真实，确保刑事案件公正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