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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司法能力建设 开创审判工作新局面

王开天


2005年，垦利县法院被中国法院网评为“全国网络宣传先进单位”，作为全市唯一的基层法院被省高院授予“司法公正树形象和规范化管理年活动先进集体”，被东营市委、市府表彰为“妇女儿童工作先进单位”，工会委员会被评为“优秀工会组织”，纪检组作为全市基层法院唯一的一家被表彰为“人民满意的纪检监察组织”；民二庭被最高人民法院、团中央联合再次授予“国家级青年文明号”， 民一庭被东营市妇女联合会授予“妇女维权工作先进集体”；市中院王少南院长批示要求垦利县法院要打造“品牌法院”，县委陈泽浦书记对法院工作做出批示给予了充分肯定。在上半年全市基层法院综合考核中，该院再次荣获第一名。
光辉的工作业绩，展示着垦利县法院各项工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近年来，该院审判工作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取得成绩的动力源在哪里呢？关键在于全体干警的司法能力得到不断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年年有进步。特别是省高院开展“司法能力建设年活动”以来，垦利县法院以此为契机，围绕“公正与效率”主题，以司法为民为基点，以审判改革为动力，以提高审判质量为基础，以建设高素质法官队伍为保证，做到“五个坚持”，增强“五种能力”，进一步提升了审判工作水平。
一、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增强法院队伍综合能力
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关键在于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司法公正的法院队伍。垦利县法院坚持以人为本，实施“人才强院”战略，努力提高队伍整体素质。
一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党组成员自觉树立“敢为人先”的精神，不但当指挥员，而且当战斗员，并以实际行动为干警作出表率。如该院实行院党组成员办案制，立案庭将尾数为“0”的案件确定为院领导负责办理，案件不分难易，轮到谁谁办，促使党组成员自我加压，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党组成员积极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每天早上召开办公会，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各项工作集体研究，集体讨论，共同落实。党组成员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时时处处以大局为重，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分工不分家，在全院上下形成了齐抓共管、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良好局面。在市中院对班子成员的测评中，连续五年优秀率为百分之百。
二是加强干警业务学习。新的审判形势对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善于学习、不积极学习的法官必将逐步成为落伍的法官。该院实行 “以考促学”，院长亲自出题，每年制定考试计划，严格考试纪律，促使干警在学习上下真功夫；推行“外出培训人员讲课制”，让外出培训人员将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大家，达到“一人受培训、全员有提高”的效果；在司法考试中，分管领导靠上抓，政工科具体抓，为干警提供专门的学习场所，参加培训安排车辆接送；鼓励参加专家报告会，组织干警听取著名法学专家的授课，加深对法律的理解；为干警报销学习费用，提高干警的学习积极性。院党组成员带头学习为干警做表率，如纪检组长李玉军同志率先垂范，每天晚上坚持在阅览室学习，并报考了硕士学位考试，为干警树立了榜样。现在，本科以上学历的干警已占全院的88%。在号称“中国第一考”的司法考试中，连续两年司法考试通过率分别达到44%、50%，一人考取了全省法院系统和全市的“司考状元”，司法考试工作受到省高院尹忠显院长的批示。
三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开辟了警示教育专刊，定期从本院局域网上发布警示教育案例，使干警掌好权、用好权，吸取教训、警钟长鸣，坚决杜绝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工作中，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院长与各党组成员，党组成员与分管庭室长，层层签定分级负责责任状、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各中层负责人与干警签定无违法违纪责任书，明确了职责，强化了分工，进一步约束干警的行为，树立干警的廉洁意识；实行“说情人大会说明制度”，狠刹内部说情风对司法裁判的影响，对说情者一经发现，责令其在全院干警大会上说清楚，并按照审判纪律追究责任。
二、坚持审判立院，切实增强构建和谐稳定社会的能力
审判工作是司法能力建设的基本内容，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司法保障。在工作中，该院牢固树立大局意识，把公正司法与服务大局结合起来，努力实现审判工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力促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是增强惩罚刑事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在刑事审判工作中，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适用法律关，做到不枉不纵，罚当其罪；探索实行普通程序简易审，缩短办案时限；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采取调解为主、寓教于审的多元化调解方法取得良好效果。如在2005年审理的23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有20件调解结案，调解率达87%，并且调解结案的案件有95%当庭过付赔偿款，及时维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设立了青少年校外法制教育基地，深入到企业、农村、学校、社区，采用以案讲法、上门提供法律咨询、到集市发放宣传材料等形式，进行法律宣传，提高群众的遵法守法意识。
二是增强依法处理矛盾纠纷，保障社会和谐的能力。调解结案是化解矛盾的有效手段，最能实现“案结事了”。该院严格贯彻“庭前、庭中、庭后调解”的三调解原则，在庭前调解中，侧重于那些属于当事人为争口气，争议不大，矛盾也相对缓和的案件。庭中调解着重为当事人辨法析理，阐述法律适用的有关问题，让双方从法律的角度进一步了解对自己有利和不利的因素，使其自愿选择最佳的解决纠纷方案。庭后调解的案件属于复杂疑难案件，分歧较大，要求法官针对不同案情、不同类型的当事人采取多种调解方法，本着耐心、诚心、公心、爱心、交心的原则，最大限度地提高调解成功率。今年，民商事案件调解结案率83%，案件呈现出了“调解多、上诉少、发改少、申诉少、公信力高”的良好局面，省高院尹忠显院长对庭前调解工作作出重要批示。严格贯彻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2005年，组织选任的10名陪审员参加了省高院组织的业务培训，人民陪审员发挥与群众联系密切的优势，积极参与审理，“五一”以来，已审理案件18件，有效化解了矛盾纠纷。
三是增强依法调节经济关系，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能力。垦利县地处油区腹地，涉油侵权案件时有发生，有的涉及面广、负面影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严重阻碍经济发展。针对这种情况，该院审时度势成立了油区巡回法庭。该法庭本着特事特办的原则，采取先予执行、诉前保全等措施，有效避免了涉油侵权案件的发生。如4月份，在处理胜利石油管理局地球物理勘探公司与永安镇南义和村非法扣押油田车辆一案中，巡回法庭及时采取先予执行措施，迅速组织干警赶到现场向被告送达法律文书。通过法庭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入情入理的说服教育，三被告认识到了错误，放行了被扣押60多天的三辆汽车，从立案到采取先予执行措施仅半天的时间，为油田避免了更大的经济损失。通过处理这类案件，起到了“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作用，为胜利油田挽回了巨额的经济损失，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现在，涉油侵权案件发案率逐年下降，已由2002年的32件，到2005年下降到不足5件，且规模大的涉油侵权案件已完全杜绝，使油地经济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三、坚持司法为民，切实增强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能力
要确保司法为民获得实效，取得群众的认可，就必须使审判工作体现出亲民、爱民、护民、便民的要求。为此，垦利县法院在方便群众诉讼措施上抓落实，确保能让群众看得见，感受到，取得实惠，满足群众不断增长的对审判工作的渴望和要求。
一是加强信访工作。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的信访领导小组，设立了专门的信访办公室，出台了《信访工作实施意见》、《信访工作制度》、《关于创建规范化窗口服务活动的实施方案》等专门文件规范信访行为，确定每月5日、10日、20日为院长接访日，建立了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院长亲自抓、信访部门协调的信访工作格局。工作中，实行信访听证制度，邀请人大、政协、政法委、政府信访部门参与，积极化解矛盾。2005年，接待来访群众18人次，群众对信访工作满意率为100%。在全市涉法信访工作会议上，我院的信访工作做了典型发言。
二是加强作风建设。良好的工作作风是法官亲民、爱民的外在表现。对待群众漠不关心，冷眼相待，和对待群众主动问候，端上一杯水，两种截然相反的工作态度，群众就会对法官是否能公正裁判产生两种相反的认识，也会影响到法官的办案效果。为此，垦利县法院邀请东营宾馆的教师为全院干警上了一堂生动的礼仪教育课，起到很好效果。民二庭倡导的“一杯清水、一份情怀”，注重便民服务，更是在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司法形象。
三是加大救助力度。许多参加诉讼的群众还不富裕，为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确保经济困难的群众打得起官司，对符合条件的群众在诉讼费的收取上实行缓减免，仅上半年，缓减免诉讼费达19.45万元。
四是加大执行力度。执行工作是社会关注的难点、热点。我们把解决热点、难点问题作为司法为民的关键点和突破口，努力搞好执行工作。实行“执行案件换人执行”制度，对各个执行员自认为不能执行或难度较大的执行案件，每人拿出5个案件，责成执行局及监查室负责执行。实行执行案件督办制，对四个月内尚未执结的案件，由承办人写出详细的执行情况汇报，由局长会同两庭长研究制定下一步的执行方案，最大限度保护群众利益的实现。这两项制度实施以来，改变了执行工作“一人包办难监督”的情况，取得良好效果。今年已来，收案558件，结案452件，执结率达81%。
五是积极奉献社会。该院以青年文明号创建为平台，唱响了一曲曲青春奉献之歌。继民二庭被团中央授予全省法院系统第一个国家级青年文明号后，全院掀起了创建青年文明号的热潮，政研室、立案庭、刑庭被评为市级青年文明号。各个庭室建制度、抓规范、重服务，开展“青年文明号助万家”活动，设立下岗职工咨询热线，倾听困难企业职工心声，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涌现出了一幕幕奉献社会的感人事迹。巴艳同学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年仅16岁的她在一天之内经历了母亲去世、父亲突发精神病的家庭变故，巴艳思想上动了退学的念头。2005年3月31日上午，全体干警自发开展了向垦利县一中巴艳同学献爱心活动，共为巴艳同学捐款6000元，使巴艳同学得以继续完成学业。
四、坚持公正司法，切实增强正确适用法律的能力
司法公正是加强司法能力建设的核心内容，审判质量则是司法审判工作的“生命”。2005年以来，审判质量有了新突破，特别是民事案件，在新收的841件案件中，没有一件发回重审或改判。主要抓了以下方面：
一是改革审委会工作方式。审委会是法院的最高审判组织，对案件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该院开创性地实行审委会委员考选制度，4名业务骨干经考选进入审委会，使审委会职能得以充分发挥。探索建立专业审判委员会，制定了《专业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建立了刑事行政和民商事两个专业审判委员会，并对委员选任、回避、发言顺序等做出了具体规定，提高了审判委员会工作质量和效率；
二是加强对案件的监督。实行审判委员会委员听审案件制度，审判委员会委员认真填写拟定好的评议表格，对在旁听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记入评议表，对庭审做出评价，进一步规范庭审程序，提高庭审质量。严格卷宗评查，确定审监庭专门负责，卷宗未经审监庭审查不得入档。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庭审，自觉接受外部监督。
三是加强对案件的考核。今年，结合“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活动”的开展，三次完善岗位目标考核办法，其中，案件质量的考核分数占整个考核总成绩的40%，调解结案率、发改率等在案件考核中更是占有较大的比重，并将案件考核指标纳入对干警个人的考核，使人人重视案件质量，思想上牢固树立起“铁案”意识。
五、坚持科技强院，切实增强物质装备能力
良好的审判设施、现代化的物质装备，是司法能力建设的物质基础。在7000平方米的审判综合大楼启用后，在实现“三区分开”的基础上，该院坚持走科技强院之路，努力增强物质装备能力。现在，该院微机已达到人手一台，防火墙、程控交换机、扫描仪、金属探测器、安检门、考勤机等配套办公设施齐全。投资建成的法院综合信息管理系统、SYBASE数据库软件、电子公文传输、法院交费系统、法院信息管理系统、法院信息管理与统计、案件信息管理与司法统计等信息化系统被广泛应用。率先在全市法院系统建立了国际互联网页，这在全省是第二家，全国是第七家。适应审判流程管理的需要，审判管理网络化，对每一起案件，从立案、审理、结案、执行、统计、归档等各个环节都在网上运行。建成了电子阅览室，实行网上学习。推行网上办公，取消了纸质文件的内部发放，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约了经费，降低了成本。建成了可以实现对庭审活动、庭审观摩、机关保卫监督的监控系统，在审判楼和办公楼安装摄像机头61个，对重点防范部位加强防范；在办公楼、审判法庭安装了消防系统，配有具有声光报警等功能的烟感和喷淋设备。科技装备在审判工作中被广泛使用，实现了办公设施科技化、信息传输网络化、办公无纸化，为确保公正司法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单位：山东省垦利县法院
电话：0546-2568129
邮编：257500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为合同诈骗罪对此应当怎样理解呢？
　　首先、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什么样的合同？这是认清合同诈骗罪的关键问题。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欺诈手段”主要指以下情形：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从刑法意义上探讨，合同欺诈罪中作为手段的合同，应是从实质上进行考虑，要有经济内容，不一定采取严格的形式，任何合同诈骗罪的成立都需要借助于合同这种形式，但是并非任何利用合同的形式进行的诈骗都构成合同诈骗罪。由于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及市场经济秩序。
　　我个人认为，合同诈骗中的合同应是与经济活动有关。构成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 合同对方是从事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
　　第二， 符合广义上经济合同的外形特征;
　　第三， 具有一定的经济内容，或者与一定经济活动有关。
　　要正确地将合同诈骗罪与其他罪区别开来，还必须从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从内涵看，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仅仅指经济合同，如债权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土地使用转让等合同，一些不直接发生债权关系的但含有经济内容的如合伙合同、联营合同、承包合同等也包括在内;从外延看，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外延不能太宽，一些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合同不应包括在内，行政合同也不应包括在内。另外，假借合同形式进行诈骗但完全与经济活动无关的合同不应包括在内，如行为人虚构父亲生病目的是骗取他人钱财而向他人借钱所写的借款合同。
　　必须明确，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并不一定需要书面形式，从合同法的意义上来探讨这一问题。根据《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口头合同是合同的一种形式，具有书面合同同等的效力。经济活动中允许采用口头合同形式，主要是为了促进经济活动的更快开展，为了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从证据法的意义上来看，有人认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如限定为书面形式，有利于取证，也可以有效地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笔者认为，不能为了形式而牺牲对实质问题的考证，口头合同完全可以通过其他证据来证明，如果确实无证据证明经济合同的存在，但又有诈骗的行为和非法占有的目的，则可直接定普通诈骗罪。
　　有效合同是否是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有人认为，有效合同不应包括在内，行为人敢于以真实的身份以履行合同的内心真意去签定合同，说明其并无诈骗的目的，自然构不成合同诈骗罪。我同意该观点，从刑法列举的几种欺诈行为看，要构成合同诈骗罪，行为人都必须以骗取对方钱财为目的与对方签定合同，其结果必然是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从民法的角度看，这种行为可能是无效合同，也可能效力待定的合同，但绝不可能是有效的合同。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着当事人签定真实合同后又进行诈骗的情形，这存在着犯意转化的问题，可以认为当事人签定合同时，并无诈骗的故意，其后才产生了非法占有的故意。刑法上合同诈骗合同的效力应以签定合同时予以认定，合同主体真实合法、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欺诈，没有损害他人利益，则可认定为有效合同，而不应在当事人产生犯罪故意时，回过头来对开始的合同的效力进行认定，否则会产生所有的经济合同都是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会使刑法处罚时间提前，也会使被认定的合同诈骗数额扩大，加重了对行为人的处罚，不利于行为人权益的保护。
　　二、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违法是客观的，责任是主观的”，这是大陆法系刑法理论通行的法谚。合同诈骗罪的违法性的评价，应从行为的客观方面，比如是否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了他人财产等方面，即从行为的外部，对行为进行评价。但人的外部行为与主观精神并非绝对分离，行为的违法性的评价还不能脱离主观因素。刑法上犯罪目的与犯罪故意是不同的概念，犯罪故意与犯罪目的可能具有同一性，也可能具有非同一性。合同诈骗罪的主观目的是非法占有的，该主观目的包含在犯罪故意之内，与犯罪故意具有同一性，从而与客观行为具有了对应关系，在时间上、内容上具有同一性，骗取他人财产的行为与非法占有他人的财产行为具有一定的同步性。
　　非法占有目的的形成时间并不一定就在合同签定时，也可能存在于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当然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产生非法占有目的后并未实施诈骗行为的，不能成立合同诈骗罪。司法实践中，部分行为人有视情况能履行就履行，不能履行就不履行的心理状态，对这种情况如何认定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一个难题，本人认为，应当引入司法推定的方法，作为一种主观心理因素，如其未实施客观行为，不能作出判断，这种司法推定是一种事实推定，是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有人认为能履行就履行，不能履行就不履行的心理状态是间接故意的犯罪心理，被告人对不能返还财产的后果持一种放任的态度。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根据司法推定的方法，从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进行判断，有办法履行，没有办法就不履行只能表明行为人不愿意积极履行合同，但是否具有骗取对方财产的目的还不清楚，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观心理态度没有形成，自然不存在间接故意的问题，而一旦客观表现为不能履行则表明了行为具有了骗取他人财产的直接故意。
　　司法实践中，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与民法上的非法占有容易搞混淆了，导致出入人罪。刑法上的占有与民法上的占有完全不同。民法上，占有是财产所有权中派生出来的部分权能，占有人对所有权人的物享有的事实上的支配权，是一种事实状态，不包括价值判断，一般地除了抵押、质押、担保等情形外，行为人占有他们的财产的目的是为了使用财产，即从占有权能够引申到使用权。刑法上的“占有”，实际上是指全面行使物的所有权，包括对物的交易、赠与、抛弃等;民法上的“占用”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不同。正确区分这两种概念的区别，不会错误地将民法上的占有、占用认定为刑法上的占有，从而将合同欺诈行为认定为合同诈骗行为。一些地方，存在着利用签订合同，骗取对方的预付款，供自己经营使用或者进行其他牟利活动，当对方催促履行合同时，则以各种借口推脱，在获利后再归还对方的预付款，即所谓“借鸡生蛋”的这种情形。对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如果能够还款，除借用财物进行违法犯罪这种情形外，都是非法占用，是合同欺诈行为，如果不能够还款，则由于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构成合同诈骗。对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年6月25日《关于审理诈骗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讨论记要》作了规定，“行为人无履约诚意，并不代表其一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行为人只想暂时‘占用’他人财物，无‘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不能构成合同诈骗罪。”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12月18日《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则规定的更为详细，“使用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款、货物、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上述款项无法归还的，就可认定为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三、合同诈骗罪的数额
　　成立合同诈骗罪的条件之一是“数额较大”。合同诈骗涉及三种数额，即受骗损失数额，实骗数额和行骗数额。
　　受骗损失数额指犯罪分子的诈骗行为实际造成的损失数额;
　　实骗数额即受骗者被骗而实际交付给犯罪分子的财产数额;
　　行骗数额指犯罪分子主观上预计到的诈骗的总的数额，一般是指合同标的额。
　　多数情况下，受骗损失数额与实骗数额是相同的，但也存在受骗损失数额大于实骗数额的情形，如资金被骗走，工厂、企业无流动资金，造成了停产、破产，受骗损失数额大于受骗数额。行骗数额一般也是大于实骗数额，由于种种原因，行为人并不能全部取得意欲行骗的全部财物。对于以以上哪三种数额作为合同诈骗罪定罪量刑的依据，存在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 1996 年制定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诈骗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认定，合同标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本人认为，对诈骗数额的认定应区分两种情况，在犯罪既遂的场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1996 年制定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在犯罪未遂的情况下，还是以诈骗分子行骗的合同标的数额认定诈骗数额更为科学。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