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北京市国家公务员培训暂行办法的通知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京政办发[1997]16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北京市国家公务员培训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市属机构：
《北京市国家公务员培训暂行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家公务员培训工作是实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重要环节和提高国家公务员队伍整体素质的有效途径。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要重视国家行政机关自身的建设，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做好本地区、本部门国家公务员培训工作。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北京市国家公务员培训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本市国家公务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以适应各级国家行政机关高效能管理的需要，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及《国家公务员培训暂行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行政管理的需要，按照工作性质、工作职能及职位的要求，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国家公务员进行培训。
第三条 国家公务员培训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学用一致、按需施教、讲求实效的原则，为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服务。
第四条 参加培训是国家公务员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公务员培训期间的学习成绩和鉴定作为年度考核、任职、定级和晋升职务的重要依据之一。
第五条 本市国家公务员培训的综合管理部门为市政府人事管理部门。
第二章 培训分类
第六条 国家公务员培训分为：初任培训、任职培训、专门业务培训和更新知识培训。
第七条 初任培训是指对新录用人员，即经考试录用进入国家行政机关，担任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人员的培训。
本市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和安排新录用人员参加培训，新录用人员试用期间的初任培训应当按照市政府人事管理部门提出的指导方案进行，培训时间不少于80学时。新录用人员接受培训的情况应分别报市、区（县）政府人事部门备案。
初任培训合格者方能任职定级，不合格或者未参加培训者不能任职定级。
第八条 任职培训是指对晋升处、科级领导职务人员，按照相应职位的要求进行的培训。
任职培训应当按照市政府人事管理部门提出的指导方案进行。
任职培训一般在到职前进行。经过培训，取得相应职位的任职资格。参加任职培训的人员应当离职到各级政府人事部门委托的培训机构接受培训，培训时间不少于240学时。经任免机关批准，也可以先到职后培训，但必须在到职后一年内完成。
本市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应当分别按市、区（县）政府人事部门制定的年度培训计划，分期分批安排拟晋升或者已晋升处（科）级领导职务的人员参加相应培训。
第九条 专门业务培训是指对国家公务员所任职位必备的专业知识和工作技能的培训。
专门业务培训的方案由国家行政机关根据其工作性质、业务要求以及上级业务部门的安排确定，并分别报市、区（县）政府人事部门备案。未经专门业务培训或者培训不合格者，不得参加专门业务工作。
第十条 更新知识培训是指对国家公务员以增新、补充、提高、拓宽相关知识和提高技能为目的的进修培训。
更新知识培训的方案由国家行政机关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行政管理工作的需要制定，并分别报市、区（县）政府人事部门备案。每人每年参加更新知识培训时间不少于56学时。
第十一条 调入国家行政机关任职和在国家行政机关内部晋升为助理调研员以上非领导职务的人员，参照第八条规定接受培训。
第十二条 经市、区（县）政府人事部门审核，对国家公务员在一定周期内参加的相同类型、相同科目、相同时间的培训，予以认可或者免修，并对符合免修条件者出具免修证明。
第三章 培训科目
第十三条 按照“少而精”的原则和科学性、针对性的要求，本市国家公务员培训的课程设置一般分为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不同类型的培训在内容上应当有所侧重。
第十四条 公共必修课包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法律、法规和政策，本市行政环境，公文写作，市场经济知识，科学技术知识，公共行政管理知识和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
公共必修课的教学大纲和教材，由市政府人事管理部门委托有关教学、科研机构或者组织专家、学者编写，也可视培训科目需要，从已出版的各种教材、读物中选定。
第十五条 专业必修课是根据相关业务工作的需要而设置的专业知识和技术科目。
专业必修课教材及教学大纲由市级国家行政机关组织专家编写或者推荐，报市政府人事管理部门确定。
第十六条 选修课是为拓宽、提高国家公务员知识和技能所设置的科目。
选修课培训教材及教学大纲由市、区（县）政府人事管理部门、国家行政机关和国家公务员培训施教机构共同研究确定或者组织编写。
第四章 施教机构
第十七条 按照“统一规划、分类指导”的原则，逐步建立布局合理、互相协作、功能完善、各展所长的国家公务员培训机构网络。
第十八条 本市国家公务员培训施教机构接受同级政府人事部门的业务指导。
市政府人事管理部门对各类培训机构是否具备国家公务员培训条件实行资格认定制度和定期审验制度。履行审批程序并经认定的培训机构，方有资格承担国家公务员培训任务。
第十九条 北京行政学院、北京市国家公务员培训中心应当按照市政府人事管理部门制定的国家公务员培训规划和年度培训计划组织培训，承担市级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任职培训、初任培训的教学组织，教学科研和教学管理工作。
第二十条 其他管理干部学院、干部学校及培训机构，经市政府人事管理部门批准，可以承担本系统或者指定范围内的国家公务员培训任务。市级国家机关主管的院校，报市政府人事管理部门审批；区（县）政府工作部门主管的院校，经区、县政府人事部门审核，报市政府人事管理部门审批。
第二十一条 国家公务员培训施教机构的教师实行专兼职相结合，以兼职为主的办法。师资的构成必须适应国家公务员培训的需要，应当包括专业教师、专家学者、政府部门的有关领导。施教机构应当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开展教学科研活动，探索适应国家公务员培训要求的办学模式，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第五章 培训管理
第二十二条 本市国家公务员培训实行分级分类管理。
第二十三条 市政府人事管理部门培训管理的主要职责是：
拟定本市国家公务员培训工作规划、计划及有关规定；指导本市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国家公务员培训工作；提出各类培训的指导方案；对培训管理者进行培训，组织开展培训工作理论研究；制定国家公务员施教机构资格认定标准，建立定期审验制度；对国家公务员培训施教机构进行业务指导。
第二十四条 区、县政府人事部门负责本地区国家公务员培训工作的综合管理，拟定培训工作计划和要求；按市人事管理部门提出的国家公务员培训指导方案组织和开展培训；对本地区国家公务员培训施教机构进行管理和指导。
第二十五条 本市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应当按照市、区（县）政府人事部门的统一规定和要求，负责制定本部门、本系统国家公务员培训规划及年度计划，分别报市、区（县）政府人事部门备案，并组织和安排国家公务员培训。培训规划及年度计划。
第二十六条 对参加培训并经考试、考核合格的国家公务员，颁发由市政府人事管理部门统一印制的培训证书。
第二十七条 国家公务员按规定参加培训并达到合格要求的，其参加培训期间的工资和各项福利待遇与在职人员相同。
第二十八条 培训经费应当列入各级财政计划，专款专用。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政府人事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强制拍卖船舶中法律关系分析
吴星奎
中文摘要：海事法院在强制拍卖船舶中，涉及多方当事人，只有理顺其中的法律关系，方能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然而，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有些问题仍争议颇大，如究竟谁是拍卖法律关系中的出卖人，被申请人是否需要承担物的瑕疵担保责任等，本文从四方面分析了各方的法律关系。
关键词：强制拍卖；船舶；法律关系
强制拍卖船舶指进行海事诉讼的海事法院依海事请求人的申请，按照法定程序，将被扣押的船舶拍卖，保存价款，用以保证将来作出的生效判决或仲裁裁决得以执行的保全措施，或者海事法院为执行生效判决或仲裁裁决而采取的执行措施。海事法院强制拍卖船舶程序中，涉及多方当事人，关系颇为复杂，理顺这些法律关系，对于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具有重大意义。遗憾的是，我国目前并没有专门的强制执行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以下简称《海诉法》）第三章“海事请求保全”第二节“船舶的扣押和拍卖”的规定，强制拍卖船舶适用《海诉法》的规定，《海诉法》没有规定的，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规定。拍卖程序中涉及的主体有申请人，被申请人，海事法院，拍卖船舶委员会，竞买人。本文拟对各方法律关系逐一分析如下。
一 申请人、被申请人、海事法院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任意商业拍卖中，存在委托人和受托人即拍卖企业的行纪关系，那么海事法院强制拍卖船舶程序中，申请人与海事法院的关系是不是与任意商业拍卖相同呢？仔细分析二者有如下不同：首先，被拍卖财产的权属不同。任意拍卖中，委托人一般对于拍卖物有所有权或处分权，而强制拍卖船舶中，被拍卖船舶的所有权属于被申请人，海事申请人对被申请船舶既无所有权也无处分权；其次，拍卖程序不同。任意拍卖的依据是我国《拍卖法》，而强制拍卖船舶依据我国《海诉法》，《海诉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我国《拍卖法》的有关规定；最后，拍卖程序的启动不同。任意拍卖中，委托人对拍卖人发出要约后，拍卖人接受委托的，一般来说委托拍卖合同即成立，而强制拍卖船舶中，启动程序为海事请求人在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后，向扣押船舶的海事法院申请拍卖船舶，并且海事法院收到拍卖船舶的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作出准予或者不准予拍卖的裁定。当事人对裁定不服的，还可以申请复议。
由此可见，申请人与海事法院的关系是当事人与审判机关的关系，而不是委托人与被委托人的行纪关系。强制拍卖船舶是诉讼行为和审判行为的一部分，同普通的商业拍卖有重大区别。强制拍卖船舶是海事法院应申请人的请求，为保护其海事请求权得到实现，利用国家赋予的公权力，依照法定程序和条件实施的一种保全措施。
强制拍卖的船舶是被申请人所有或光船租赁的船舶，但是在强制拍卖船舶中被申请人是被动的。拍卖程序的启动与否，并不依赖于被申请人的意志。并且根据《海诉法》的规定，买受人付清全部价款后，原船舶所有人应当在制定的期限内于船舶停泊地以船舶现状向买受人移交船舶；原船舶所有人应当向原船舶登记机关办理船舶所有权注销登记。若被强制拍卖的船舶属于被申请人所有，则其承担了交船义务和注销义务，这种义务是法定的。可见，被申请人与海事法院的关系也是当事人与审判机关的关系，海事法院行使审判权，被申请人承担诉讼义务。当然，海事法院对于被申请人的船舶，负有合理保管义务。2000年9月2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明确规定：“违法采取保全措施，是指人民法院依职权采取的下列行为……（四）对查封、扣押的财物不履行监管职责，严重不负责任，造成毁损、灭失的，但依法交由有关单位，个人负责保管的除外。”实践中，若海事法院派员对被扣船舶执行扣押，则其应尽合理监管职责，否则，由于其严重不负责任而造成被扣船舶毁损、灭失的， 原船舶所有权人可以向海事法院提起司法赔偿之诉。另外，拍卖所得款项，海事法院应妥善保存，若拍卖所得款项在清偿债权后尚有剩余，则应当返还给原船舶所有权人。
至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关系，有学者认为，“由于强制卖船阶段并未确定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认为强制拍卖船舶的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关系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1]然而，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太过绝对，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并不以法院或有关机构之裁判为必要。“盖债权无排他性，其成立，其内容，纵委诸当事人之意思自由决定”。[2]因此，应当认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基础债权债务关系先在所不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海事诉讼法律关系，这种诉讼法律关系是在海事法院主导下进行的。正如田平安教授所言：“民事法律关系是一种多面关系，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内容系指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3]
二 海事法院与买受人的关系
海事法院是否是强制拍卖船舶法律关系中的卖方这个问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国际上，一直争议颇大。其理论基础在于强制拍卖性质的定位，归纳起来学界有三种学说，即公法说、
私法说、折衷说(对此学界多有论述，笔者不再赘述)。[4]笔者赞同其中的折衷说，强制拍卖是一种特殊的买卖行为，兼有公法处分和私法买卖的性质，具体到海事法院强制拍卖船舶的理论中，一种观点认为，法院是以卖方的身份出现的，如邢海宝先生认为：“在强制拍卖船舶中，海事法院是拍卖人。它与买受人之间是买卖法律关系”“海事法院与买受人签订的拍卖成交确认书具有买卖合同的性质和效力”。[5]金正佳法官在其主编的具有开创意义的《海事诉讼法论》一书中也认为：“在强制拍卖船舶的法律关系中，海事法院是拍卖人，海事法院与买受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拍卖人与买受人的关系。尽管海事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但在与买受人的关系上，是以特殊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身份出现的，与意定买卖中拍卖人的地位没有本质的区别，海事法院与买受人的关系也是一种买卖法律关系，受民事法律的调整，海事法院是卖方，买受人是买方”。[6]另一种观点认为，被拍卖船舶的所有权人才是卖方。如徐孝先法官认为：“被拍卖物的所有权人因拍卖程序而直接参与了拍卖活动，是被拍卖物的卖方，有权监督法院是否依程序法规定的原则、制度、程序和方式进行拍卖。买卖合同随着法院拍卖成交，在被拍卖物的所有权人与买受人之间建立。”[7]刘铁男法官也认为：“法院不是强制拍卖船舶中的卖方，其理由并不是强制拍卖中没有卖方”“所以，船舶所有权人才是强制拍卖船舶法律关系中的卖方，只是他不是按自己的意愿主动去卖，而是按法院的意愿被动去卖而已，如果认为法院是卖方，就变成了强制主体－法院强制被拍卖的对象卖方－还是法院出卖，这是不合逻辑的。之所以采用公开竞卖即拍卖形式出售，完全是为了船舶所有人在意愿被剥夺的情况下，其合法利益不受损害和更加公平。强制加拍卖合二为一，就是船舶的强制拍卖。法院只是强制拍卖船舶的强制执行人。”[8]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更加合理科学。首先，从物权法的角度观察，物权的基本权能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而对于船舶所有权人或光船承租人而言，若船舶被死扣（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是死扣），则海事法院一般会派员登轮看管，并且船舶不能投入营运，更不能处分或者设置抵押权。显然此时船舶所有权人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能都受到限制或剥夺。固然通常买卖法律关系中卖方对于出卖物具有所有权，且一般都是完整的所有权，然而船舶被扣押后，船舶所有权人的所有权已经残缺不全，以所有权关系来认定卖方并非适当。其实在民法中，比如委托合同、隐名代理中，代理人对于出卖物并没有所有权，但是代理人可以作为买卖合同中的卖方，其原因在于其有处分权（经被代理人授权），强制拍卖船舶中，对于船舶具有处分权的主体，毫无疑问是海事法院；其次，若以船舶所有权人为出卖人，则船舶所有权人不能成为竞买人，然而，这与实践不相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也没有禁止拍卖物的所有权人的竞买资格，虽然我国《拍卖法》第三十条规定：“委托人不得参加竞买，也不得委托他人参加竞买”，但是，强制拍卖的目的毕竟与任意拍卖不同，强制拍卖船舶的目的是保全债权，让作为债权人或担保人的原船东参加竞买，比不允许其参加竞买，对海事请求申请人而言，有利而无弊；再次，若认为原船舶所有权人是出卖人，则依买卖合同原理，其负有交付标的物，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然而，实践中原船舶所有权人不露面不应诉的情况并不鲜见，这种情况下交付标的物的义务无疑在海事法院，至于转移标的物所有权，我国《海诉法》规定：“原船舶所有权人应当向原船舶登记机关办理船舶所有权注销登记。原船舶所有权人不办理船舶所有权注销登记的，不影响船舶所有权的转让。”所以交付标的物，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主要义务承担者是海事法院，这也与起出卖人的地位相符。最后，在强制拍卖船舶中，买受人只需关心船舶本身的状况，完全没有必要理会被拍卖船舶的申请人和原所有权人是谁，买受人只是通过拍卖委员会与海事法院发生关系，与强制拍卖船舶的申请人与原所有权人无买卖法律关系，比如交存保证金，预付款，都是交向海事法院，如此，认为船舶所有权人为出卖人显然与强制拍卖船舶的法律实践不符。
三 海事法院与拍卖委员会的关系
根据我国《海诉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拍卖船舶委员会对海事法院负责，受海事法院监督”。金正佳法官认为：“在拍卖过程中，拍卖委员会以自己的名义与竞买人发生关系，但不能因此认为其系强制拍卖法律关系的主体。拍卖委员会是具体执行拍卖事宜的临时性机构，对海事法院负责，受海事法院监督。其性质和地位类似于审理实体案件的合议庭”。[9]邢海宝先生也持相同看法，认为：“拍卖委员会是基于海事法院的拍卖裁定或协助执行通知书等具体执行拍卖事宜的临时性机构，对海事法院负责”。[10]笔者赞同这种观点。首先，可以从法人制度角度分析。从主体资格来看，强制拍卖船舶法律关系中的卖方是海事法院，海事法院是公法人，所谓公法人“是指以公共利益位目的，即以提高政府效能、满足社会需要和改善社会公共福利的目的而设立的法人”。[11]所以还是法院可以作为独立的主体与买受人发生法律关系，而拍卖委员会作为一个临时机构，无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最基本的是没有责任能力，责任承担能力的缺乏决定了其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对外发生法律关系。其次，借鉴行政法的理论，“临时机构是国家行政机关设立的，协助其处理某项临时性行政工作的组织。临时机构都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但经行政法规范的授权也可以成为行政主体。从理论上来说，行政法规范不宜对临时性机构授予行政主体资格”，[12] 虽然司法主体同行政主体存在一定差别，但是与行政临时机构一样，司法机关设立的临时性机构同样不具有主体资格。
拍卖船舶委员会由海事法院指定的执行人员和聘请的拍卖师、验船师三人或五人组成。由于其中有法院之外的拍卖师、验船师，给人一种拍卖委员会具有独立法律地位之感觉。实际上，拍卖工作仍由法院主导，“拍卖船舶的实践中，海事法院的执行人员起主要作用”[13]，拍卖师和验船师只是从事技术性工作，由法院聘请。实践中，拍卖前公告由海事法院发布，拍卖船舶一般在海事法院内进行，时间由海事法院决定，竞买人的保证金也交存于海事法院账户，拍卖成交书由海事法院盖章，船舶移交后由海事法院发布解除扣押并发布公告，对于恶意竞买者由海事法院罚款。从上可看出，强制拍卖船舶过程中，海事法院与拍卖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是司法主体与其设立的临时机构之间的关系，拍卖委员会并没有独立之主体地位。
四 买受人与申请人、被申请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买受人与申请人、被申请人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主体，即二者是可能重合的，申请人、被申请人也可能成为买受人。我国《海诉法》并没有禁止申请人、被申请人参加竞买。200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工作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可以参加竞买”，这个规定虽然只适用执行中的拍卖，但其中关于竞买人的规定应该同样适用于保全中的拍卖。
若买受人与被申请人并不是相同的主体，则二者关系如何呢？如前文所述，强制拍卖船舶法律关系中的卖方是海事法院，原船舶所有权人并非卖方，买受人与原船舶所有权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并非买卖法律关系。然而，二者并非毫无关系，《海诉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买受人付清全部价款后，原船舶所有人应当在指定的期限内与船舶停泊地以船舶现状向买受人移交船舶”，第四十条规定：“原船舶所有权人应当向原船舶登记机关办理船舶所有权注销登记”。可见，原船舶所有权人对于买受人负有两项法定义务：移交船舶和注销船舶所有权登记。然而，笔者认为把移交船舶义务赋予原船舶所有权人并不妥当。如上文分析指出，强制拍卖船舶法律关系中，海事法院是卖方，而交付标的物是出卖人的首要义务，理所当然应该由海事法院承担。实际上，被强制拍卖船舶处于被扣押状态，根据《海诉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移交船舶完毕，海事法院发布解除扣押船舶命令”，那么在解除扣押命令之前，原船舶所有权人不得擅自处置船舶，何以移交？实践中，原船舶所有权人由于船舶被拍卖一般是在违背其意愿下进行的，往往其不与法院配合，消极被动，设置障碍，千方百计阻扰拍卖的进行和交接工作，甚至原船舶所有权人为逃避责任，可能根本不露面，若硬性规定原船舶所有权人的交付义务，无疑会极大地打击竞买人的信心，降低强制拍卖的公信力。强制拍卖是一个有机整体，应当包含强制交付，否则很多情况下交接船舶很难完成。具体到实践中，法院应组织执行人员和法警上船，强制原船舶所有权人的船员离船，强制原船舶所有权人交出各种船舶证书等。
有人主张“在立法上应规定原船东负有向竞买人或者主持拍卖船舶的法院说明其已知的该轮隐藏瑕疵的义务。否则，要对该瑕疵承担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对原船东未知的隐藏瑕疵，应准予买受人行使物的瑕疵担保请求权”。[14]
笔者认为这种主张并不妥。在强制拍卖程序中，无论是采公法说还是私法说的国家，基本都排除了应买人的物之瑕疵担保请求权。[15]如意大利民法典第2922条规定：“在强制变卖时，不存在对物的瑕疵提供担保”，瑞士债法典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除非有明示担保或者拍卖人有故意欺诈行为，不得推定在强制拍卖中应当承担法定之瑕疵担保”。笔者也认为不应当赋予原船舶所有权人的瑕疵担保责任。首先，上文已经明确，原船东并非卖方，让其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恐怕与买卖关系的一般法律原则相悖，违背了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其次，拍卖委员会中有专业的验船师参与，对于船舶的一般瑕疵甚至隐藏瑕疵，验船师在大多数情况下应当都可观察出来，这与普通买卖中没有专业检验人员的参加而让卖方承担物的瑕疵担保责任显然不同。
海事法院强制拍卖船舶中，法律关系纷繁复杂，笔者抛砖引玉，盼业内人士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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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徐孝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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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邢海宝.海事诉讼特别程序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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