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1988年9月27日湖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会议的召开
第三章 议案的提出和审议
第四章 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
第五章 质 询
第六章 发言和表决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便于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务委员会）依法行使职权，根据法律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常务委员会审议议案、决定问题，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第二章 会议的召开
第三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每两个月至少举行一次，若有特殊需要，可以临时召集会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召集并主持。主任可以委托副主任主持会议。
第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必须有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出席，才能召开。
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秘书长组成主任会议，主任会议处理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常务委员会秘书长根据常务委员会年度工作计划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召集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和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有关负责人，研究提出常务委员会会议的建议议题，提请主任会议审议。
第六条 会议的议程草案，要及时通知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的人员，以便与会人员进行调查研究。
议程草案由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通过后的议程如需改变，由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
第七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一般在会议举行的10日前，将开会日期、建议会议讨论的主要事项通知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的人员。
第八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除因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向主任请假的以外，必须出席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九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时，下列人员列席会议：
（一）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
（二）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委员、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三）省辖市、州人大常委会主任或副主任、省人大常委会各地区人大联络处负责人、部分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经主任会议决定，有关的省人大代表也可以列席会议。
列席人员有发言权。
第十条 向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或报告工作的单位，其主要负责人应到会作议案的说明或报告工作。
第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除举行全体会议外，可以召开分组会议和联组会议。
第十二条 全体会议和联组会议，由主任或副主任主持；分组会议由各组的委员轮流担任召集人。
第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分组会议和联组会议对议案或有关的工作报告进行审议时，有关部门负责人应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第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召开的主任会议，必要时可请各组召集人列席会议。
第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时，省人民团体的负责人等可以旁听，新闻单位可以采访、报道会议情况。会议通过的法规和所作的决议、决定，在《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湖北日报》上公开发表。
第三章 议案的提出和审议
第十六条 主任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或者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
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提案权不适用提出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议案。
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并向提案者说明。
第十八条 主任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委托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或办公厅拟订、审议议案，并向常务委员会会议作说明。
第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的议案，应由其主要负责人签署。
第二十条 提案者应于常务委员会会议召开的15日前，将拟提请该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及其有关资料报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对任免案，提请任免的机关应当介绍被任免人员的基本情况及任免理由。必要时，有关的负责人应到会回答询问。
第二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听取关于议案的说明，并分组进行审议。
第二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联组会议可以听取和审议专门委员会对议案审议意见的汇报；对有关议案进行审议。
第二十三条 提议案单位的负责人可以在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联组会议上对议案作补充说明。
第二十四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法规草案，其审议程序按照《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程序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五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者要求撤回的，经主任会议同意，对该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二十六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在审议中如有较大分歧意见或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可暂不付表决，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审议，或者交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进行研究修改，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或者修改意见，交下次或以后的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二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在认为必要时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在调查中有关单位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
第四章 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
第二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听取省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向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报告工作的机关，须在会议召开的15日前，将工作报告和有关的资料报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第二十九条 遇有特殊情况，常务委员会可以临时通知省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报告工作，有关单位也可以临时提请报告工作。如因故不能报告或不能如期报告的，须经主任会议同意，并向常务委员会会议说明原因。
第三十条 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听取工作报告后，由分组会议和联组会议进行审议。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审议报告中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常务委员会办公厅整理后，交省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办理并负责答复。对重大问题，承办单位应将办理结果及时报常务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半数以上对报告不满意的，有关单位应作出说明，改进工作，并在以后的常务委员会会议上重新报告。
第三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以对工作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或决定，交有关部门执行。有关部门应将执行情况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报告。
第五章 质 询
第三十二条 在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省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
第三十三条 质询案必须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要求。
第三十四条 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或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三十五条 受质询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根据主任会议决定的形式和时限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或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对质询案进行答复。在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专门委员会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或主任会议提出报告。
质询案以书面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主要负责人签署，并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审议质询案时，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可以出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三十六条 主任会议决定不作为质询案的，可改作询问，或作为批评和意见交省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办理。承办单位应将办理结果报告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半数以上对受质询机关的答复不满意的，可以继续质询。必要时，由常务委员会作出相应的决定，交受质询机关执行。
第六章 发言和表决
第三十八条 会议审议的各项议题，经过分组或联组会议充分讨论后，再交付表决。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的人员在全体会议、联组会议上的发言，第一次不超过15分钟，第二次对同一问题的发言不超过10分钟。事先提出要求，经会议主持人同意的，可以延长发言时间。
第三十九条 表决的议案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
第四十条 交付表决的议案，有修正案的，先表决修正案。
第四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议案，采用无记名方式或者其他方式。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88年10月5日
论对向犯
侯斌
摘要：我国刑法理论对对向犯鲜有研究，但刑法规定的犯罪却有这样的形态。在以人为对象的犯罪中，行为人与相对人的行为各自指向自己的相对方，并以对方的行为存在为要件的犯罪形态即是对向犯。我国刑法对对向犯的对向关系双方行为人规定有三种处罚方式：同罪同刑、异罪异刑和只罚一方。对于前两种应当按照刑法规定予以定罪量刑。对于第三种情况，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应当只处罚刑法规定的构成犯罪的一方，另一方不予处罚。但是，如果“不罚一方”的行为属于超出了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的教唆行为或者帮助行为，就可以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追究其共犯的刑事责任。
关键词：对向关系；对向犯；共同犯罪；刑事责任
在以人为对象的犯罪中，行为人与作为对象的人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被害关系，二是对向关系（也称对合关系）。在被害关系中，存在的是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关系。在对向关系中，没有被害人，行为双方不是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关系，而是互为行为对向的关系，即行为双方各自指向自己的相对方，并且以相对方的行为存在为要件的交互关系[1]，例如受贿行为与行贿行为之间就是典型的对向关系。对于存在这种对向关系的犯罪形态，我们可以称之为对向犯。
在刑法理论中，对向犯概念常见于关于必要共同犯罪的表现形式的论述中，认为，刑法分则规定的必要共同犯罪包括对向犯和多众犯两种形式[2]。但是，必要共同犯罪应当以共犯一罪为特征，而对向犯包括了双方行为人共同构成同一罪，或者各自构成不同的罪，或者只有一方构成犯罪，另一方不构成犯罪三种情形，后两种情形要称之为必要共同犯罪实为不妥。因此，笔者认为，对向犯概念不应仅限于必要共同犯罪之中，而应当广义地理解为具有对向关系的犯罪形态。它包括必要共同犯罪中的对向犯形式，但不止于该种情形，还应当包括那些虽然双方行为人不构成共同犯罪，但犯罪之间具有对向关系的情形。这也是本文所称对向犯的内涵。
从上面的表述可以看出，对向犯具有以下特征[3]：一是对向性。即对向犯双方行为人具有互为行为相对人的关系，彼此依存，缺一不可。二是犯罪性。对向犯既可以是对向关系双方构成同一罪，也可以是构成不同的罪，还可以是一方构成犯罪，另一方不构成犯罪，但必须以至少一方构成犯罪为前提。三是法定性。对向犯是一种法定的犯罪形态，是由刑法加以规定的，因此也应当根据刑法加以认定。
一、对向犯类型
对向犯可以从对向关系的表现分类，如分为买卖关系的对向犯、管理关系的对向犯等，也可以从法律规定的对向犯的定罪处罚的情形来加以分类。考虑到对向犯是刑法规定的一种犯罪形态，故从刑法规定的定罪处罚情形来对对向犯进行分类更加科学。由此，对向犯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同罪同刑
同罪同刑就是对对向行为的双方都确定相同的罪名，并规定相同的法定刑。这类对向犯是真正的必要的共同犯罪。就其对向关系的表现来看，包括了买卖关系、招投标关系、相婚关系等。
1、买卖关系的对向犯。这类对向犯行为双方的对向关系表现为买卖关系，一方购买，一方出卖，我国刑法规定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均构成犯罪，并且主要以“非法买卖……罪”的形式规定在同一个罪名中。具体犯罪包括：（1）出售、购买假币罪；（2）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爆炸物罪；（3）非法买卖核材料罪；（4）非法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5）非法买卖警用装备罪；（6）收购、销售赃物罪；（7）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8）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9）非法买卖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10）买卖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罪；（11）非法买卖军用标志罪。
2、其他关系的对向犯。即对向犯行为双方的对向关系是除买卖关系之外的其他关系，包括招投标关系、相婚关系、接送关系等。具体犯罪包括：（1）串通投标罪。在招投标中，招标与投标是发包建设工程、购买成套设备等民事经济活动中采用的有组织的市场交易行为，两者之间存在对向关系。如果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即构成串通投标罪，属于对向犯。（2）重婚罪。重婚罪中，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是相婚行为，也构成重婚罪。重婚者与相婚者之间存在对向关系，构成对向犯。（3）接送不合格兵员罪。接受方与输送方一接一送，双方存在对向关系，构成对向犯。
（二）异罪异刑
异罪异刑是指法律规定对向行为的双方都构成犯罪，但是却规定了不同的罪名，并适用不同的法定刑。该类对向犯不是共同犯罪。其对向关系的表现为买卖关系、行受贿关系和管理关系。
1、买卖关系的对向犯。具体犯罪有：（1）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2）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
2、行受贿关系的对向犯。具体犯罪有：（1）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与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2）受贿罪与行贿罪；（3）单位受贿罪与对单位行贿罪。
3、管理关系的对向犯。具体犯罪有：（1）偷税罪与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2）脱逃罪与私放在押人员罪；（3）走私罪与放纵走私罪；（4）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与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5）偷越国（边）境罪与放行偷越国（边）境人员罪。
（三）只罚一方
对向犯的双方行为人并不一定都构成犯罪，对于一些对向犯，法律规定只有一方构成犯罪，而另一方不构成犯罪，只是一般的违法行为。该类对向犯的对向关系主要还是买卖关系，还有挪用-使用关系等。具体犯罪如：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与购买侵权复制品行为；倒卖文物罪与购买文物行为；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与购买淫秽物品行为；贩卖毒品罪与购买毒品的行为；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与买假身份证的行为；挪用公款罪与他人使用挪用的公款行为等，但不止于这些犯罪行为。
二、对向犯的刑事责任
如前所述，根据刑法规定的处罚方式的不同，对向犯可以分为同罪同刑、异罪异刑和只罚一方三种类型。这样分类同时表明了刑法对对向犯刑事责任的确定方式：对于属于同罪同刑的对向犯，对向关系双方行为人构成共同犯罪，定同一罪名，并在法定刑范围内，按照共同犯罪人的量刑原则予以量刑；对于属于异罪异刑的对向犯，对向关系双方行为人分别按照各自触犯的罪名定罪量刑；对于刑法规定只处罚一方的对向犯，一般认为只对刑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一方定罪量刑，而另一方不构成犯罪。
对于前两种类型的对向犯的刑事责任的确定一般不存在什么争议，应当按照刑法规定的罪名定罪量刑。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异罪异刑的对向犯，我们不能适用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来追究双方的共犯的刑事责任，而应当分别定罪。存在争论的是第三种类型的对向犯，该种对向犯，刑法只明确规定对向关系的一方所触犯的罪名，对另一方没有明确规定构成犯罪，那么能否以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来追究其刑事责任呢？例如贩卖和购买淫秽物品行为，法律只规定贩卖一方构成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购买一方并不构成犯罪，对购买一方能否作为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的共犯来处罚？对此，理论界有不同的主张。否定说认为：如果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必须包含或必须以另一个主体的行为为前提，但法律并没有规定应对该主体进行处罚，那就意味着法律没有要处罚该主体的意思，如果按照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一般规定来加以处罚就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4]。肯定说则认为：如果对向犯参与一方的行为属于正常情况，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这种参与行为是反常的、过分的，则应当适用总则的任意共犯的规定，以教唆犯或者帮助犯追究其刑事责任[5]。笔者认为，刑法既然规定对该类对向犯只处罚一方，另一方一般应当排除在处罚范围之外。但是如果另一方的行为是过分的、不正常的，如教唆引起一方犯罪的，则应当考虑是否以共同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了。解决好这个问题关键是如何确立标准来判断不罚一方的行为是否属于受罚的范围。
对此，国外刑法理论界的观点概括起来有三种[6]，一是正常模式说，认为不受处罚的对向犯一方的参与行为只要是属于正常情况的参与形式，即使根据总则中共同犯罪的规定，该参与行为是可罚的教唆或者帮助行为，也不适用总则规定，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参与行为的形式是反常的、过分的，超出了参与行为的正常模式，则应当适用总则的共同犯罪规定，以教唆犯或者帮助犯论处。以贩卖淫秽物品罪为例，购买者主动寻找贩卖者，提出“请将该书卖给我”，购买者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因为“贩卖”的概念中，当然包含有购买者的要求，其行为没有超出正常模式。但是，如果贩卖者的犯罪意思和行为是在购买者积极执着地一再要求、诱惑或者帮助下导致的，那么这种行为已经大大超出了正常模式，应当以教唆犯或帮助犯追究其刑事责任。二是积极行为说，该学说认为只要不受处罚一方积极主动地参与对向行为，就可以适用总则的共同犯罪的规定追究责任。同样以贩卖淫秽物品罪为例，如果购买者积极主动地联系贩卖者，实施了购买行为，就应当以贩卖淫秽物品罪的教唆犯或者帮助犯论处。三是排除不罚理由说，认为应当从不处罚其中一方的理由上来分析，首先，对向关系一方是被害人的不处罚；其次，对于一些不具期待可能性的行为不处罚，例如窝藏罪中，对于请求藏匿的罪犯来说，要求其不这样做显然是不具期待可能性的，因此，对请求藏匿的罪犯不以窝藏罪教唆犯追究其责任，既然不罚的理由是基于上述两种情况，那么，如果不罚一方的行为超出了这些理由，就应当受到处罚。
综合分析上述几种观点可以看出，对于不罚一方是否适用总则关于共同犯罪规定来定罪上，积极行为说和排除不罚理由说相比正常模式说更加宽泛。而通说认为，对于“只罚一方”的对向犯，刑法在规定处罚一方时，当然预想到了不罚一方的行为，既然刑法不对其行为设立处罚规定，就表明刑法认为该行为不构成犯罪。而立法者所能想到的不罚行为的表现当然只是这类行为的正常模式，例如购买者的购买行为可能表现为：寻找贩卖者，向贩卖者提出“卖给我”要求，付货款等。购买者的行为有可能是过分积极的，如多方寻找贩卖者、数次向贩卖者提出要求等，但我们可以看出，他仍然属于购买行为的正常模式，也就是说，仍然在刑法不认为应当处罚的范围之内。因此，积极行为说和排除不罚理由说设立的宽泛的条件过分扩大了“不罚一方”受处罚的范围，而正常模式说所设立的处罚标准更为妥当。由此，要判断不罚一方是否适用刑法关于共同犯罪规定来定罪，应当看不罚一方的行为表现是否属于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如果其行为表现是反常的、过分的，超出了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就应当适用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对向犯刑事责任的展开
（一）“不罚一方”的可罚性具体判断
对于“只罚一方”的对向犯，“不罚一方”的行为如果超出了正常模式，就可以根据共同犯罪规定来追究其共犯的刑事责任。就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来看，无非是教唆犯或帮助犯，也就是说，“不罚一方”的行为表现只可能是教唆行为或者帮助行为。那么，这些行为在什么情况下是正常模式，什么情况下不正常，则直接关系到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认定。
1、教唆行为。所谓“教唆”，是指引起他人实行犯罪意图的行为，教唆行为的表现形式包括：劝说、请求、挑拨、刺激、利诱、怂恿、嘱托、胁迫、诱骗、授意等[7]。在“只罚一方”的对向犯中，“不罚一方”如果教唆“受罚一方”犯罪，则可能根据共同犯罪的教唆共犯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并不是说，凡是“不罚一方”存在教唆，就肯定会被追究，如果这种教唆是对向犯的正常模式，是不应当作为教唆共犯定罪的。以“贩卖—购买”对向犯为例，如果购买者被动接受贩卖者的兜售而购买的，当然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购买者主动寻找贩卖者，并要求“卖给我”，贩卖者因此而卖给他，购买者的行为就是教唆行为，但是，从“贩卖—购买”对向关系的模式来看，当然可能存在着购买者向贩卖者主动提出要求，哪怕是积极的数次要求，这也仍然属于正常的行为模式，不应当作为贩卖者的教唆共犯。那么，购买者的行为在什么情况下超出了正常的行为模式呢？笔者认为，教唆没有犯罪意思的人来实施犯罪，则超出了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例如，教唆引诱没有贩卖毒品犯意的人贩卖毒品给他，购买者就应当以贩卖毒品罪的教唆共犯追究刑事责任。
2、帮助行为。“不罚一方”可能因为其帮助行为而构成共犯，但是并非“不罚一方”有协助相对方实施犯罪，客观上起到了帮助作用的就认定为共犯，还要看其帮助行为有没有超过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例如，购买居民身份证时，向伪造者预付了钱款并提供了照片，这样的行为就不是单纯的购买了，而是为伪造行为提供了帮助，才使得伪造行为得以实现，但是，这种预付钱款和提供照片的行为应当是购买假居民身份证不可缺少的行为，也就是说，这样的行为并没有超出购买行为的正常模式，不应当以共犯追究刑事责任。当然，如果其帮助行为是过分积极的，超出了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就可以根据共同犯罪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例如，挪用公款犯罪中，使用人与挪用人共谋，参与策划，帮助取得挪用款的行为，就是超出了正常行为模式的帮助行为，应当以共犯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对有关司法解释的评说
1、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使用人与挪用人共谋，指使或者参与策划取得挪用款的，以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定罪处罚”。有人认为，这一解释有极大的不合理性，因为作为犯罪行为对象的人，不能因其组织、教唆、帮助、共谋、配合行为而构成该犯罪的共犯[8]。但笔者认为，该司法解释应该是合理的。如前所述，“只罚一方”的对向犯中，“不罚一方”的行为如果超出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就应当追究其共犯的刑事责任。挪用公款犯罪中的使用人，如果是“指使”挪用人挪用公款，就属于教唆没有犯罪意图的人来实施犯罪，其行为就已经超过使用人行为的正常模式。“参与策划取得挪用款的”行为则是超出了使用人正常行为模式的帮助行为。上述两种行为均可以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追究使用人的共犯的刑事责任。
2、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四款规定：“医疗机构或者个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而购买、使用，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以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定罪处罚。”笔者认为，该解释有欠妥当之处。刑法规定构成犯罪的行为是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的行为，不包括购买、使用该类产品的行为。如果购买行为要成立销售行为的共犯，也要求购买人有超出正常模式的教唆行为或帮助行为。单纯的购买并在随后使用的行为显然符合购买行为的正常模式，要以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共犯定罪是没有其充分的理由。当然，以司法解释来进行法律拟制，规定该购买、使用行为就构成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更是明显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因此，该解释有越权扩大解释之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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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四川 成都 6100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