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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人民政府


陕西省收容卖淫嫖娼人员教育所管理办法
陕西省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了严禁卖淫嫖娼，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身心健康，依法对需要强制管教治疗的卖淫嫖娼人员实施教育治疗，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陕西省禁止卖淫嫖娼条例》的规定，结合本省实行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收容卖淫嫖娼人员教育所（以下简称“收容教育所”）是对尚不够劳动教养或者刑事处罚的患有性病的卖淫嫖娼人员实行强制教育和治疗的场所。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当地查禁卖淫嫖娼活动的实际需要，可以批准设立收容教育所。
收容教育所由同级公安机关主管，卫生、民政部门按职责分工参与管理。
公安部门负责收容教育所的组建、管理和被收容教育的管教。
卫生部门负责被收容人员的体检、治疗及救护工作，向收容教育所派驻医护人员。
民政部门负责遣送解除收容教育的自流人员。
收容教育所的设置、撤销，须报省公安厅备案。
第四条 收容教育所实行所长负责制，根据需要配备民警、医护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
收容教育所工作人员应具备同所担负任务相适应的政治、业务素质，其编制从当地现有编制中调剂解决。
收容教育所应当配备女工作人员管理女性被收容教育人员。
第五条 收容教育所对被收容教育人员实行教育、感化、挽救和治疗的方针，坚持思想、道德、法制教育与监督治疗相结合，纠正丑恶行为，医治性病疾患，促使恢复身心健康。
第六条 收容教育所接收被收容教育人员，须凭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签发的《卖淫嫖娼人员强制收容教育决定书》。
第七条 被收容教育人员入所时，要填写《入所登记表》，注明本人健康、家庭状况和国籍、住址、政治表现等有关情况。
收容教育所在政审和体检中，如发现被收容人员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及时通知签发收容教育决定书的公安机关，依照有关规定另行处理：
（一）患急性传染病、精神病及除性病以外的其他严重疾病者；
（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所生未满一周岁婴儿的妇女；
（三）未满十四周岁的少年；
（四）外国人、华侨、港、澳、台人员；
（五）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分子或劳动教养对象。
第八条 对被收容教育人员随身携带的物品，应进行检查，违禁物品予以没收。除允许随身携带生活必需品、学习用品外，其余物品由收容教育所统一登记保管，出所时发还。
第九条 收容教育所应当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实行岗位责任制，做好生活管理、医护和安全工作。
第十条 对被收容教育人员应区分男性和女性以及其他需要分开的人员，予以分别居住和管理。
第十一条 有条件的收容教育所可以设置学习、娱乐室，开辟劳动场所，组织被收容教育人员参加适当的劳动。劳动收入主要用于补贴被收容教育人员的生活、医疗、学习、娱乐等费用。
第十二条 被收容教育人员在强制教育治疗期间的生活费、医疗费由本人自理，或者由其亲属承担；本人自理确有困难，亲属也无力承担，本人有工作或生活管理单位的，由其所在单位解决；确无经济来源的，由当地民政部门予以解决。
第十三条 收容教育的期限为六个月至二年，从入所之日起计算。
第十四条 被收容教育人员在收容教育期间，经收容教育所同意，可以同亲属通信、会见。
第十五条 被收容教育人员在收容教育期间身患其它严重疾病的，收容教育所应及时通知其亲属领回监护医治；亲属拒不领回，患者经医治无效死亡的，其亲属不得向收容教育所无理纠缠。
被收容教育人员因病死亡的，应当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会同检察机关组织法医进行死亡鉴定，报上一级公安机关备案，并通知死者亲属。属正常死亡的，由其亲属在接到通知七日内处理后事；其亲属逾期不处理后事的，由公安机关处理。属于非正常死亡的，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第十六条 被收容教育人员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收容教育所的管理制度，自觉服从管理和教育，严禁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第十七条 被收容教育人员在强制教育治疗期间，其行为违反收容教育所管理制度的，可给予警告、训诫；违反治安管理或者构成犯罪的，由收容教育所提请公安机关或者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八条 被收容教育人员收容教育期满，性病治疗痊愈的，由收容教育所办理出所手续；收容教育期未满，但经考查鉴定，能够悔过自新、性病已经治愈的，由收容教育所报原审批机关批准，可以提前办理出所手续。在收容教育期间表现不好，或者性病尚未治愈的，由收容教育所报
原审批机关批准，可以延长收容教育期限，但在收容教育所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二年。
第十九条 被收容教育人员对公安机关作出的收容教育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收容教育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决定的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条 收容教育所工作人员应当秉公执法，实行文明管教。严禁徇私枉法、索贿受贿，严禁打骂、体罚、虐待或侮辱被收容教育人员。
第二十一条 收容教育所工作人员违反纪律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主管部门根据情节给予行政处分；违反法律、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公安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2年7月20日
2013年10月，笔者参加了国家法官学院和德国国际合作机构联合举办的“中德法官交流研讨班”。来自德国15个州的法官、检察官和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位中国法官以“少年司法”为主题，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笔者以为，德国少年刑事司法制度过程中所展示的一些理念，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

司法的归司法，社会的归社会。对中国法官提出的如何解决少年刑事司法中最棘手的审前社会调查、审理过程中对未成年人的监管、判后执行和帮教这些方面的问题，德方表示这些工作在德国有专门的政府部门如德国青少年福利局和大量的社会机构如社会教育学诊所来完成。少年刑事司法工作是一个需要社会多方参与的体系性工作，法院的审判工作实质上位于整个体系的中间环节，但中国的少年刑事司法工作一直都是由法院主导完成的。一方面这与其他政府部门和机构的缺位有关，另一方面这也是倡导法院职能延伸的“诉讼全能观”的体现。法院的核心职能是审判权，而在未成年人审判中，法院自身和外界对法院这种延伸功能的不断强化，却让法院的审判功能被压缩和弱化。对未成年人经历的社会调查、判后考察帮教、教育矫正及就学、就业安置等工作，远远超出了法院的职责和能力，而因延伸工作的开展不畅，法院常常又被责保护未成年人不力。如对外地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少、取保候审率低，对未成年人适用非监禁刑的比例低，未成年人再犯罪率没有明显降低等。法院角色的多重化，让法院经常处于尴尬的境地，同时，也容忍和放任了相关职能部门的缺位和失职。让司法的归司法，社会的归社会，笔者以为，法院应当将职能限制并专注于审判权。

对于价值和利益的选择和坚守。德国柏林检察院的一名高级检察官介绍，因为有大量的犯罪行为是13岁及更低年龄的未成年人实施的，近几年在德国关于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能力的起点下调和要求加重处罚力度的呼声很高，但是这种动议不太可能促成法律的改变，因为大多数司法界人士和学者认为，在青少年刑法中，赎罪和威慑仅处于附属地位，教育未成年罪犯才是首要目的，虽然在个案中或青少年犯罪高发的时期，这种价值取向的确无法让特定的社会群体尤其是受害者一方接受，但是从长远来看，他们觉得维持现状是必要的。德国的做法无疑是对少年司法制度中最重要的“少年权利优先原则”的坚持。而中国的少年刑事司法制度则更倾向于“双向保护原则”，即对社会安全和未成年人利益的双保护。然而当两种权利发生冲突时，必然会有主次之分。司法实质上是一个利益抉择的机制，在选择某种价值和利益的同时，必然要容忍其他价值和利益的牺牲。法院的职能是通过审判定分止争，在当今中国，最接近民众的中、基层法院，可能更多的需要倾向于止争，维护个案中当事人的利益；但是就高级和最高人民法院而言，因其活动辐射面广且更接近立法层，则应强调定分的功能，因此这两级法院在行使审判权时应尽量超越个体和短期利益，将视线投向更长远、更广泛的社会公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