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法律援助条例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大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法律援助条例
2011年1月14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2011年5月27日吉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 2011年6月8日公布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促进法律援助工作，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自治州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活动。
第三条 法律援助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依法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的无偿法律服务。
第四条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工作，并对法律援助机构及其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第六条 行政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有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协助做好法律援助工作。
第七条 对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中成绩突出的组织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法律援助的对象与范围
第八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失业保险金的；
（二）经济困难的优抚对象；
（三）因自然灾害或者其他不可抗力造成经济困难正在接受救济的；
（四）经济困难的残疾人、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和家庭经济困难或者社会福利机构收养的人员；
（五）确需法律援助的其他人员。
第九条 对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信访案件当事人，符合受援范围并申请法律援助的，经法律援助机构审查报本级司法行政部门批准后，可提供法律援助。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可以根据信访个案的具体情况，指令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
第十条 法律援助机构受理以下事项：
（一）农民工申请支付劳动报酬或者请求工伤赔偿的；
（二）涉及虐待、遗弃、家庭暴力和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维权的；
（三）涉及老年人赡养的；
（四）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事故、产品质量事故或者其他人身伤害事故的受害人请求赔偿的；
（五）合法劳动权益受到损害的；
（六）因征地、拆迁使当事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七）因农民土地承包发生纠纷的；
（八）因假劣种子、农药、化肥以及环境污染使当事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九）因实施见义勇为行为致使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十）因合法劳务输出发生的民事、劳务等纠纷，符合受案范围的；
（十一）请求国家赔偿的；
（十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援助事项。
第十一条 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能力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三）公诉案件自提起公诉之日起，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四）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能力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五）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能力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第十二条 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由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由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需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第三章 法律援助实施程序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十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或者判决书、裁定书副本送交所在地法律援助机构。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将与案件有关的材料移交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并在人民法院开庭三日前，将确定的承办人员名单告知作出指定的人民法院。
第十四条 本条例第十一条所列人员申请法律援助的，应当向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的申请由看守所在二十四小时内转交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所需提交的有关证件、证明材料由看守所通知申请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协助提供。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应当由其监护人代为申请。代申请人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本人代理资格的证明。
第十五条 州法律援助机构受理全州有重大影响的法律援助案件、州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涉外法律援助案件以及上级司法行政机关指定的案件。
州司法行政部门在必要时可以指定县（市）法律援助机构受理当事人申请的法律援助事项。
第十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因受理法律援助案件发生争议时，由发生争议的法律援助机构报请州司法行政部门指定。州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报请之日起三日内给予书面答复。
第十七条 申请人申请法律援助时，应当填写州司法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法律援助申请表》，并提供下列材料：
（一）居民身份证、户籍证明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明；
（二）申请人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出具的经济状况证明；
（三）申请法律援助事项的基本情况及相关的证明和证件材料；
（四）法律援助机构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八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作出是否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申请人对不予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有异议时，可以自收到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作出该决定的法律援助机构的主管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复查。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复查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作出复查决定，并书面答复申请人。
第四章 法律援助保障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并随着受援范围的扩大和援助案件的增加逐年递增。
社会团体、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为其自行开展的法律援助事项提供必要的经费。
第二十条 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的诉讼、仲裁等案件，人民法院、劳动或者其他仲裁机构应当缓收诉讼费或仲裁费。
受援人胜诉的，诉讼费用由对方当事人负担；受援人败诉的，人民法院、劳动或者其他仲裁机构根据受援人的经济状况决定减收、免收诉讼费用。
在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中，当事人以人民法院给予司法救助的决定为依据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不再审查其是否符合经济困难标准，应当直接作出法律援助的决定；当事人以法律援助机构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为依据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的，人民法院不再审查其是否符合经济困难标准，直接作出给予司法救助的决定。
第二十一条 法律援助人员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凭法律援助公函复制档案材料、调查取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等组织应当予以协助并免收工本费；需要予以公证、鉴定时，其公证费、鉴定费按照国家规定免收、减收或者缓收。
第二十二条 鼓励社会团体和个人以捐赠形式资助法律援助事业。所捐赠财产，可以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税收优惠。
第二十三条 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法律援助人员在案件结案时，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有关的法律文书或者复印件以及结案报告等材料。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前款规定的结案材料后，应当支付法律援助办案补贴。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司法鉴定机构或者其他法律服务机构拒绝提供法律援助事项，或者阻碍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由县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责令其改正。
律师、公证员等法律服务人员拒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疏于履行法律援助职责或者在办理法律援助事项过程中有违法行为的，由县级司法行政部门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由州司法行政部门不予年检注册或者给予停止执业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的处罚。
对违反前款规定的司法鉴定人员，根据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处罚。
第二十五条 受援人提交虚假证明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骗取法律援助的，由法律援助机构撤销其受援资格，并责令其依法支付已获得的全部法律服务费用。
第二十六条 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不履行职责或者不按规定使用法律援助经费的，由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司法行政部门责令其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根据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司法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在法律援助的监督管理工作中，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井底之蛙”之法学家
杨涛
我所说的某些法学家并非真如那只生活在井底的青蛙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苦读几十载的书，喝过的墨水比我辈吃过的盐还很多；他们留过洋，懂得英文、法文、日文，言必称英美法系、罗马法和德国民法典，走过的路比我辈走过的桥还多；他们有“博士”、“教授”等等令人目眩的头衔，唬得我辈有些不知所以然。不过，他们本质上和那个井底的青蛙没有两样。
有事例为证，我有幸参加旁听一个刑法学专家组成的案例研讨会，说实话，对于那个案件的实体分析，是诈骗罪还是毁坏公私财物罪，一位一直很活跃并被人称为“后起之秀”的刑法学家分析的头头是道，并引经据典引证了日本和美国的规定，令人信服。不过，谈到这个案例检察机关是以诈骗罪起诉，但法院却变更了罪名，以毁坏公私财物罪进行判决时，那样刑法学家又发话了：“法院应当有权变更罪名，只要是检察院的指控错误，法院要实现公正，就应当纠正错误，当然也就有权改变罪名。”
如果一个普通人这么说，或者是一个司法工作者这么说，我也许并不觉得有什么不适，并且最高法院也的确规定，法院有权变更罪名。但是，一个刑法学家如此说，不能不让我怀疑他的学术水平了。因为对最高法院这一规定，刑事诉讼法学界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在审判中应当并重，法院仅仅为实体正义随意更改指控罪名违背了“不告不理”、“控审分离”的现代刑事诉讼原理，也变相地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当然也有人主张在一定的条件下，法院享有变更罪名的权力，但绝对不能是“随意”和“不分情形”地更改。司法工作者要遵循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来判案，但学者却应当是具有批判精神，要研究规定背后的合理性。一个刑法学者对于刑事诉讼的了解近乎于普通人的一般理性，他的刑事诉讼学知识还停留在十几、二十年读大学本科时的知识水平上，无异是一只坐在刑法的“专业槽”里的“井底之蛙”。
古人说：“业术有专攻”，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认为刑法学者对刑事诉讼理论要有研究是过分的要求？非也！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两者是密切关联的，在法学研究中部门法的学问经常是相通的，在研究一门部门法时往往要其他部门法的学问做支撑的，近年来，北大法学院陈兴良教授一直在大力倡导“刑事法一体化”的研究，也正说明这一道理。所以，刑法学者在挖好自己的“专业槽”时，还是应当出来吃吃刑事诉讼的草，这对于改善自己的“饮食结构”是很有帮助的。其实，何止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是如此，法学中的各门学科，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作为一个法学家都要有涉猎，要对这些学科的基础知识知晓，并且还要经常关注各门部门法学科的最新进展，如此才不会在自己的研究中，犯常识性的错误，贻笑大方。我的一位宪法学出身的同事对一件事情经常耿耿于怀，他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他听到某位著名民法学家说，宪法就是宪政。宪法与宪政怎么是同义词呢？看来，又一位“井底之蛙”之法学家横空出世了！
在美国高校，法学学科的分界似乎并不如我们之森严，许多教授教多门法学课程，并且并不觉得有特别的困难，也不妨碍其出辉煌的研究成果。因此，这也不难理解，美国最高法院那“八个老男人和一个老女人”可以民事、刑事、行政、经济案件一起审理。
再进一步说，何止法学之间要相通，各门相关的社会科学都应当相通，法学家们不但要对其他部门法要有所研究，也要对相关的社会科学要有所了解。因为，许多学问的创新往往受到其他学科的启示而激发灵感的，又有许多门新的学科正是在学科交叉的边缘中诞生的，如法经济学、法社会学等等。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近来发表的一些分析社会事件的文章之所以观点独特，但不乏深刻，正因为他对法律、对经济学和社会学都涉猎的较深，善于用其他学科的知识来支撑和分析同样的法律问题。他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引用一位美国法学家的话说，一位不懂得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法学家，可能是反人民的。我深以为然，举个例子来说，对于某一案件的发生，刑法学家或者诉讼法学家，往往会从实体上如何认定犯罪构成或者程序正义上认为案件应当如何处理，并认为自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是从制度上考虑问题。但是，有时有的个案是如此复杂，其背后的复杂干扰因素超出我们的想像，法学家的在法律上分析只能说在抽去这些干扰因素下才能成立，如果法学家不懂这些，不顾具体情形下发表观点，那就是在误导民众，完全忽视了个案正义和社会正义。
不过，某些法学家既然愿意做“井底之蛙”，那也是他的自由，他可以“将专业槽”
挖得更深一些，把自己的“饭碗法学”打造得更精致些。但是，至少我以为，当涉及自己不懂的问题，还是慎言为好。民主的进步、法治的发展，我们今天的社会各种利益群体都需要自己的代言人，“公共知识分子”不断涌现，其中以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居多。许多法学家就社会某一事件，发表观点，见解深刻，颇受媒体和公众追捧。于是，媒体习惯于某一法学家的光环，又因为其在某一问题上作出过深刻见解，于是在一种“路径依赖”的思维下，凡所涉法律问题总是找其发表观点，然而，这位兄台恰恰是一“井底之蛙”之法学家，其对自身领域研究很深，对于其他问题知之甚少，不幸的是，他又为“公共知识分子”使命所召唤，洋洋洒洒地在媒体发表一大通言，而其各种“专家”“权威”头衔又给公众对于其言论以正确和真理之信号，公众对其观点深以为然，于是其谬误流毒甚广，祸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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