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讨论如何修正中国股票市场制度

王胜宇


　　一、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创新的几点战略思路：
　　1．发展模式由“政府控制型”向“市场取向型”演进，中国股票市场是为适应经济转轨的需要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具有典型的政府推动和行政调控的特点，股票市场成为“可调节”、“可控制”的市场，政府调控型市场发展模式与市场运行内在规律发生冲突，使股票市场的运行风险加大，投资者理性预期被扭曲，股票市场在很大程度演变为国有企业脱贫的圈钱场所。受强制变迁模式的制约，要全面推进股票市场的市场化进程，必须对政府在市场的行为边界予以严格界定，将政府在股票市场的行政功能置于市场规则和制度的约束下，保持市场监管部门的独立性，释放长期受抑制的市场能量，把本该市场完成的事情还给市场，使企业结构调整过程成为寻求最能实现资本增值，进而显现社会资源合理而高效的配置过程。以市场发展为导向的股票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市场“信号”成为有效传导，通过市场运行机制和定价机制，提高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市场监管明确的角色定位，也是推进市场进程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当前的重点是要调整好市场监管层的行为机制和行为方式，以建立起有效的市场主体秩序、行为秩序和监管秩序。市场监管层必须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质性保护作为工作出发点，把预防和惩处市场操纵或欺诈作为主要目标，确保市场的流动性和透明性，把市场信息的有效性作为监管重点，才能实现股票市场的三公原则。只有在市场监管部门的行为边界清晰界定的前提下，上市公司的行为才能由失范走向规范；合理而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才能置于外部的市场制度的约束之下:中介机构刁‘能秉承诚信原则组织中介活动:投资者才’能按照市场走势、公司业绩和其发展潜力决定投资行为，形成稳定的投资预期，整个市场的信用机制在稳定的制度框架下运作。同时还要努力提高监管机构的监管透明度，避免出现监管措施失当而人为放大市场价格的波动幅度，增加市场风险。
　　2．功能定位由筹资型向资源配置效率型演进，中国股票市场现阶段依然表现在片面的筹资定位。股票市场的这种功能定位，导致市场功能长期锁定在筹资层次上，优化配置功能则受到极大的限制，单纯筹资和利用思维模式，致使由于制度缺陷加大市场风险。股票市场除筹资功能外，还具有推动企业制度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经营效率等功能，而且后几项功能随着企业上市和手中握有的大量现金流日益显出重要性。在当前上市公司整体经营效益不佳的情况下，不应在过分强调股票市场的筹资功能，应提倡制度改革和资源配置。将资源配置和制度创新作为股票市场的首要功能。为此，必须矫正股票市场现有的功能定位，以制度创新和改革为契机，把企业素质、业绩和潜在发展能力作为公司能否上市的第一标准，让有发展潜力的企业成为国民经济和股票市场的基础，必须加强股票市场的监督，确保投资者尤其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严厉打击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等犯罪活动: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强化股票市场公平定价和优胜劣汰的功能，使得符合国民经济健康高效发展需要的企业能够依托股票市场发展壮大。即使从融资角度分析，也要努力矫正上市公司对股权融资的过分偏好，硬化股权融资的成本约束和对公司治理结构的约束力，在国有股减持的基础上，发挥投资者用脚和用手投票的机制，提高股权融资的成本曲线。需要强调的是，目前理论界对筹资理解上的偏差，也给个别利益主体带来了不应有的思想混乱。筹资的含义仅仅是资金的筹集，而融资不仅包括资金的筹集，还具有筹资方式及其比例关系所引致的成本比较，以及对公司治理结构安排的影响，这在资本结构理论中有深刻论述。当前上市公司之所以把融资问题简单地看成筹资问题，主要在于股权结构凝固化和不合理，股权融资的成本被抑制很低:一旦国有股一股独大问题解决，股权融资的隐性成本和治理结构问题就会显现出来，所以从上市公司角度分析，股票市场的市场化进程首先表现由筹资向融资的归位过程。
　　3．市场目标由国企改革服务型向国民经济服务型演进，所有制歧视一直是影响中国股票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中国股票市场除企业融资、证券定价和优化资源配置以外，还具有特殊的功能-一为国有企业改制服务。长期以来，为国企改制服务有进一步演变为筹资服务和脱贫解困的工具，改制的作用则体现不够充分。国有企业改组上市的公司，即使效益不断下滑而缺少投资价值，但由于壳资源的占有为庄家操纵提供契机。股票市场本身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不应有姓资和姓社之分，政府和监管层应放弃所有制标准，全面引入市场化机制，根据市场准则制定和选择能够上市的企业，加快非国有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融资上市步伐，真正实现股票市场对绩优企业的扶持作用。
　　二、微观制度修正
　　在中国的股票市场上，各种人为因素造成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价格上的巨大差异，使相当一部分投资者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一级市场的新股申购上，造成一级市场长期大规模的资金沉淀．同样，二级市场由于信息不畅，行政干预等使得大量投机行为充斥其中，市场比较混乱等多种问题．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分别对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进行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市场混乱的问题．
　　1．一级市场的深化
　　（1）发行结构的深化。对于发行结构，最终的出路在于同股同权，在于国有股、法人股的流通及与社会公众股的并轨。从目前的情况看，出现了以亏损上市公司为主体的重组热潮，其形式主要是国有股、发起人股和法人股的转让。有的学者称之为“准兼并”，因为这是基于国有股、法人股不上市流通而实施的对二级市场兼并机制的一种替代，也可以说是国有股、法人股的变相流通或准流通。尽管它只能以场外交易的方式进行并带有浓厚的“买壳上市”和行政色彩，但不可否认“用手投票”的改进，特别是那些注入民营资本的企业，由此带来提升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预期使得“用脚投票”的监控性有所增效。当然，发行结构的深化是多渠道的，还可以根据各家上市公司所处行业的特点，将部分国有股、法人股改为优先股、可转换债券或经辅导后直接上市。
　　（2）发行规模的深化。对于发行规模，最终的出路在于取消额度管理，实行真正的核准制。为此，应将发行审批权统一收归中国证监会，制定明确高标准又容易验证的资格制度，并在深化发行结构的基础上使上市公司承担被兼并、被停牌破产的风险成本。这样使供求趋于平衡，从而额度将逐步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应该构建多层次的市场结构，引导中国股票市场向纵深发展。如酝酿中的“二板市场”，在“统一市场监管”的前提下，还要完善和发展柜台交易并把它纳入集中交易轨道。由此形成“不同级别”的市场格局各有其适用范围和服务功能，相互衔接、相互补充。
　　（3）发行价格的深化。对于发行价格、应随行就市，真正反映其内在价值并与二级市场有机衔接。从各国的经验来看，竞价发行是一种较为普遍和规范的做法。竞价首先是证券商之间承销权的竞争，出价最高者获得主承销资格，而不是由行政单位指定或者凭某种关系商定，然后，承销商再向社会公众配售，其形式可以是以固定价格零售、组织承销团或竞价发行。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的证券公司存在着机构过多、规模过小、抗风险能力弱、业务分布雷同等致命弱点，难以保证竞价发行有序、高效、公平，因而需要进行改造和整合，其形式主要有机构或业务合并、收购银行下属信托公司、系统内部整合、改制或重新组建，同时可根据各个券商的实力状况划分成若干等级，并鼓励其进行市场细分，逐步形成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
　　2．二级市场的回归
　　二级市场要走出泡沫怪圈，就必须使非理性的炒作投机向理性的监控性投机回归。这除了深化一级市场，还要解决价格操纵、信息披露不规范、政府干预等问题。
　　（1）三管齐下，治理价格操纵。首先，减少违规资金入市，加大对股市违规行为的打击。1998年7月1日实施的《证券法》对操纵股市、炒作股价的惩罚已有了相关规定，同时，证券犯罪被正式载入新《刑法》，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要加大执法的力度。另一方面，要开辟规范、可监控的投融资渠道，对银行在激励改进的基础上建立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间有序的资金传导机制，对于券商应允许通过股份制改组和增资扩股，选择部分实力雄厚、声誉卓著的证券公司在严格评级的基础上公开发行投资银行债券。其次，应在规范的基础上逐步培育理性的机构投资者，其中的要素在于合法的资金来源、合理的制度构造、透明的信息发布体系、完备而有效的监管等。从目前的情况看，政府主要扶持投资基金的发展，1997年11月正式颁布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1998年以来又公开发行(上市)了开元、金泰、兴华三只基金，可以说在二级市场的回归路上已经迈出实质性的一步。另一方面，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养老基金等在我国也方兴未艾，应积极引导它们成为理性投资者。此外，要通过扩容、国有股法人股流通及上大盘股等渠道改善市场结构。
　　（2）规范和完善信息披露。一方面，对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问题首先应追究经营者的责任，以违规者的最终违规成本大于其收益的原则加强惩处力度，予以取消配股权直至摘牌的处罚；其次，政府应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的立法工作，特别是尽快完善《证券法》，并严格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第三，推动会计职业规范发展并走向成熟，这一方面政府和社会要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的监管，提高它们的风险程度；另一方面还应引导会计师事务所加强行业自律，使其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
　　（3）弱化政府干预。随着一级市场的深化，政府与投资者之间相互制肘的关系应逐步理清。鉴于投资者的非理性预期还可能惯性存在，政府千万要坚持得住、始终如一，切忌将监管作为调控手段，尤其应摒弃直接救市、压市的做法。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是实践中经常会碰到，又比较容易混淆的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二者采取了不同的归责原则。雇佣关系适用无过错原则，即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或遭受人身损害，不论雇主是否尽到合理义务、是否存在过错，都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承担赔偿责任后，雇主可以对过错人行使追偿权;承揽关系则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一般不承担赔偿责任，只有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情况下，才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不同关系，当事人在实体权益、举证责任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如何正确区别二者就显得尤为必要。
然而十分遗憾的是，《解释》在对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的民事责任作出不同规定的同时，对何谓雇佣关系、何谓承揽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区别却没有作出较为具体的规定。实际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在缺乏具体判断标准的情况下，二者之间界限更显得错综模糊、难以辨认。不同法官、不同法院只能依据自己对法律的把握并结合个案，对二者的内涵、特征以及区别作出个人的理解。这种理解必然存在不一致，甚至是错误的认识。例如，有的理解为“雇主一定要为雇员提供劳动工具和设备” ，也有的理解为“在……指定的场地内为其进行工作……由此……形成了雇佣关系” .这样造成了同案不同判，影响了法律适用上的统一性和可预测性，极大地损害了司法权威。鉴于此，笔者在此提出一点拙见，希望能够引起大家共鸣，以期为审判实践和立法工作提供一点参考。

一.目前区分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的难题

区分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的标准很多，也形成了传统的区分理论体系，但是在经济生活以及司法实践中，传统的区分理论体系并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界定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困难重重。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难题：

1、有无工作成果的认定困难。

雇佣关系不要求以工作成果为交付，注重的是提供劳务的过程和提供的劳务；承揽关系以交付定做人所要求的劳动成果为获得报酬的条件，因此有没有工作成果就是二者的一个首要区别，但是有无工作成果的认定也很困难，虽然雇佣关系不注重结果只注重提供劳务的过程，但是并非任何过程都没有结果，有的过程也会产生结果，这就给雇佣关系和承揽关系的区分带来了困难，即使是有成果的情况下认定也很困难，特别是没有物化成果的情况下，承揽关系和雇佣关系外的表现就没什么不同，这样二者就很难进行区分。而且，雇佣关系虽然不追求工作成果，但是也有要求交付一定成果作为获得报酬条件的雇佣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对二者进行区分存困难。

2、是否具有控制、监督关系的认定困难。

在雇佣关系中，雇主与雇员之间具有控制、监督关系，雇员受雇主的指示、监督、管理，行为受雇主的控制、支配，二者地位是相对不平等的；而承揽关系中，定作人与承揽人之间不具有这种控制、监督关系，虽然定作人对承揽人在履行合同的事项可以进行监督检查，但是这种检查和监督不得妨碍承揽人的正常工作秩序，因此二者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虽然，在理论上，劳务需求者与劳务提供者是否具有控制、监督关系比较容易辨别，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工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各种职业渐趋专门化，雇主很难对雇工提供劳务服务的活动做具体的指导或控制，而且，雇主也不可能事必躬亲，对雇员的任何行为都作出指示、支配。在现代社会，雇主的控制方式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方式，这种控制方式并非是对雇员的工作进行具体的、现实的控制，比如非典型用工，非典型雇佣形式是指所从事的工作是通过职业中介机构所安排的，并且往往工作的地点，时间与数量具有潜在的不可预期性。这种模式下，控制因素是很模糊的，很难从控制因素中去判断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在外在表现形式上，其表现的是雇员独立自主的完成工作的情况，往往会认为雇主与雇员之间不具有控制、从属关系，从错误的认定是承揽关系；然而另一方面，在承揽关系中，定作人可以对承揽人作出指示，在有些时候，这种指示也比较具体、细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条，承揽合同的承揽人同样可能受定作人的监督，定作人基于最基本的权利，有一定的监督权。而这种外在表现形式经常会与雇佣关系中的控制、监督权产生混淆，使得认定为雇佣关系。因此两者的区分比较困难，需要分清楚控制、监督的内在含义，不能光看表面。

3、提供劳动工具、工作场所方面的认定困难。

在雇佣关系中，一般情况下，由雇主为雇员提供劳动工具、工作场所等工作条件，但是在有些情况下，雇主要求雇员完成的工作，不需要某些特定的劳动工具、工作场所等，有的情况下，雇员会自备工具、场所，这就没有表现雇佣关系中雇主向雇员提供劳动工具、工作场所的表征；而另一方面，承揽关系中，一般情况下，定作人是不提供劳动工具和工作场所的，是由承揽人自行解决的，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定作人也会给予一定的方便，向承揽人提供一定的劳动工具等工作条件。因此若仅以工具、场所的提供者为标准来区分承揽关系和雇佣关系，则可能导致判断混乱。

4、时间长短的情况下认定困难。

雇佣关系一般都是比较长期的、稳定的，而承揽关系一般都是短期、临时的，但这都是一般情况，并不是绝对的，有的雇佣关系时间较短，比如临时性的雇佣关系，这种情况下雇佣关系的时间就比较短。而有时候，承揽关系也可以表现为长期的、稳定的，比如大型工程的承揽和规定定期交付工作成果的承揽关系。这也造成了认定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的困难。

这些区分难题使得我们区分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认定两者的界限时存在障碍，因此应对区分标准进行主次划分，并确定适用的先后顺序，才能更好的区分两者，也急需加强立法，一一列出，确定区分标准的适用规则，并对几种比较典型的案件作出定性规定，以供各地法院审理案件时把握，解决两者之间的模糊状态及司法实践中的问题。

二.区分雇佣关系和承揽关系的方法

区分雇佣关系和承揽关系可以从多角度进行分析。第一，从主体角度看，雇佣关系为一般民事关系，其主体没有特殊性要求，受雇人必须亲自完成雇佣劳动，不能再雇佣他人。而承揽关系为商事关系，其主体一般为商事主体，尤其是承揽人一般要求其具备特殊的技能、工具甚至资质等，必要时承揽人可以雇佣工作人员。第二，从利益关系看，一般的，因承揽人具备特殊的技能、工具甚至资质等，故承揽人的报酬利益高于受雇人的报酬利益。而根据高风险高收益的原则，受雇人不承担结果不发生之风险，而承揽人则应自己承担承揽工作过程中的风险。第三，从工作性质看，雇佣关系中所从事的工作，多为劳务，至于该劳务是否达到雇佣人预期之结果，并非所问，即雇佣关系建立后，受雇人按约定付出了劳动，就应当获得报酬，无论雇佣劳动是否取得实际效果。而承揽关系中所完成的工作体现为成果，承揽人只有按照约定提供了工作成果，才能取得报酬利益，否则即便承揽人付出了劳动，也不能索要报酬利益。

（作者单位:广西天峨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