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表演者、唱片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的国际公约
罗马
保护表演者、唱片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的国际公约（罗马公约）
【分类号】 Y8108196101
【标题】 保护表演者、唱片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的国际公约（罗马公约）
【时效性】 有效
【签订地点】 罗马
【签订日期】 19611026
【生效日期】 19611026
【失效日期】
【内容分类】 知识产权
【有效期限】
【名称】 保护表演者、唱片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的国际公约（罗马公约）
【题注】 （一九六一年）
【章名】 公约
缔约各国，出于保护表演者、唱片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的权利的愿望，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本公约给予之保护将不更动也决不影响文学和艺术作品的版权保护。因此，本公约的条款不得作妨碍此种保护的解释。
第二条
一）在本公约中，国民待遇指被要求给予保护的缔约国的国内法律给予棗
（甲）其节目在该国境内表演、广播或首次录制的身为该国国民的表演者的待遇；
（乙）其唱片在该国境内首次录制或首次发行的身为该国国民的唱片制作者的待遇；
（丙）其广播节目从设在该国领土上的发射台发射的总部设在该国境内的广播组织的待遇。
二）国民待遇应服从本公约具体给予的保护和具体规定的限制。
第三条
在本公约中：
（甲）“表演者”是指演员、歌唱家、音乐家、舞蹈家和表演、歌唱、演说、朗诵、演奏或以别的方式表演文学或艺术作品的其他人员；
（乙）“唱片”是指任何对表演的声音和其他声音的专门录音；
（丙）“唱片制作者”是指首次将表演的声音或其他声音录制下来的自然人或法人；
（丁）“发行”是指向公众提供适当数量的某种唱片的复制品；
（戊）“复制”是指制作一件或多件某种录音的复版；
（己）“广播”是指供公众接收的声音或图象和声音的无线电传播；
（庚）“转播”是指一个广播组织的广播节目被另一个广播组织同时广播。
第四条
只要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缔约各国应当给予表演者以国民待遇：
（甲）表演是在另一缔约国进行的；
（乙）表演已被录制在受本公约第五条保护的唱片上；
（丙）表演未被录制成唱片，但在受本公约第六条保护的广播节目中播放。
第五条
一）只要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缔约各国应当给予唱片制作者以国民待遇：
（甲）唱片制作者是另一个缔约国的国民（国民标准）；
（乙）首次录音是在另一个缔约国制作的（录制标准）；
（丙）唱片是在另一个缔约国首次发行的（发行标准）。
二）如果某种唱片是在某一非缔约国首次发行的，但在首次发行后三十天内也在某一缔约国发行（同时发行），则该唱片应当认为是在该缔约国首次发行。
三）任何缔约国，通过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通知书的办法，可以声明它将不执行发行标准，或者不执行录制标准。此类通知书可以在批准、接受或参加本公约的时候递交，也可以在此后任何时间递交，在后一种情况下，通知书应当于递交六个月之后生效。
第六条
一）只要符合下列两项条件之一，缔约各国就应当给予广播组织以国民待遇：
（甲）该广播组织的总部设在另一缔约国；
（乙）广播节目是由设在另一缔约国的发射台播放的。
二）任何缔约国，通过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通知书的办法，可以声明它只保护其总部设在另一个缔约国并从设在该国一缔约国的发射台播放的广播组织的广播节目。此种通知书可以在批准、接受或参加本公约的时候递交，或在此后任何时间递交，在后一种情况下，通知书应当于递交六个月之后生效。
第七条
一）本公约为表演者提供的保护应当包括防止可能发生的下列情况：
（甲）未经他们同意，广播和向公众传播他们的表演，但是如该表演本身就是广播演出或出自录音、录像者例外；
（乙）未经他们同意，录制他们未曾录制过的表演；
（丙）未经他们同意，复制他们的表演的录音或录像：
（１）如果录音、录像的原版是未经他们同意录制的；
（２）如果制作复制品的目的超出表演者同意的范围；
（３）如果录音、录像的原版是根据第十五条的规定录制的，而制作复制品的目的与此条规定的目的不同。
二）１）如果广播是经演员同意的，则防止转播，防止为广播目的的录音、录像，以及防止为广播目的的此类录音、录像的复制，应当由要求其保护的缔约国的国内法律规定。
２）广播组织使用为广播目的而制作的录音、录像的期限和条件，应当根据要求其保护的缔约国的国内法律确定。
３）但是，本款第１）和２）小款中提到的国内法律不得用来使表演者失去通过合同控制他们与广播组织之间的关系的能力。
第八条
如果若干表演者参加同一项表演，任何缔约国均可根据本国法律和规章，明确指出表演者在行使权利方面确定代表的方式。
第九条
任何缔约国均可根据国内法律和规章，将本公约提供的保护扩大到不是表演文学或艺术作品的艺人。
第十条
唱片制作者应当有权授权或禁止直接或间接复制他们的唱片。
第十一条
对于唱片，如果某缔约国根据其国内法律要求履行手续作为保护唱片制作者或表演者或二者的权利的条件，那么只要已经发行的唱片的所有供销售的复制品上或其包装物上载有包括符号■和首次发行年份的标记，并且标记的方式足以使人注意到对保护的要求，就应当认为符合手续；如果复制品或其包装物上没有注明制作者或制作者的许可证持有者（载明姓名、商标或其他适当的标志），则标记还应当包括制作者权利所有者的姓名；此外，如果复制品或其包装物上没有注明主要表演者，则标记还应当包括在制作这些录音的国家内拥有此种表演者权利的人的姓名。
第十二条
如果某种为商业目的发行的唱片或此类唱片的复制品直接用于广播或任何向公众的传播，使用者则应当付一笔总的合理的报酬给表演者，或唱片制作者，或给二者。如有关各方之间没有协议，国内法律可以提出分享这些报酬的条件。
第十三条
广播组织应当有权授权或禁止：
（甲）转播他们的广播节目；
（乙）录制他们的广播节目；
（丙）复制：
（１）未经他们同意而制作的他们的广播节目的录音或录像；
（２）根据第十五条的规定而制作的他们的广播节目的录音和录像，但复制的目的不符合该条规定的目的；
（丁）向公众传播电视节目，如果此类传播是在收门票的公共场所进行的。行使这种权利的条件由被要求保护的缔约国的国内法律确定。
第十四条
本公约所给予的保护期限至少应当为二十年，其计算始于：
（甲）对唱片和录制在唱片上的节目棗录制年份的年底；
（乙）对未被录制成唱片的节目棗表演年份的年底；
（丙）对广播节目棗开始广播的年份的年底。
第十五条
一）任何缔约国可以依其国内法律与规章，在涉及下列情况时，对本公约规定的保护作出例外规定：
（甲）私人使用；
（乙）在时事报道中少量引用；
（丙）某广播组织为了自己的广播节目利用自己的设备暂时录制；
（丁）仅用于教学和科学研究之目的。
二）尽管有本条第一款，任何缔约国对于表演者、唱片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的保护，可以在其国内法律与规章中作出象它在国内法律和规章中作出的对文学和艺术作品的版权保护的同样的限制。但是，只有在不违背本公约的范围内才能颁发强迫许可证。
第十六条
一）任何国家一旦成为本公约的成员，就应当履行本公约的所有义务，同时享受本公约的所有权益。但是，任何国家可以在任何时候在递交联合国秘书长的通知书中声明：
（甲）关于第十二条：
（１）它将不执行该条规定；
（２）它将在某些使用方面不执行该条规定；
（３）对其制作者不是另一缔约国国民的唱片，它将不执行该条规定；
（４）对其制作者是另一缔约国国民的唱片，它将根据该缔约国给予发表声明的国家的国民首次录制的唱片的保护范围与期限，对此条规定的保护范围与期限作出相应限制；但是，唱片制作者为其国民的缔约国，对同一个或同一伙受益人不象发表声明的国家那样给予保护的事实，不能认为是保护范围的不同。
（乙）关于第十三条，它将不执行该条（丁）款；如果某个缔约国发表此种声明，其他缔约国对其总部设在上述缔约国的广播组织则没有义务给予第十三条（丁）款提到的权利。
二）如果本条第一款提到的通知书是在批准、接受或参加证书递交之日以后发出的，则声明应当在通知书递交六个月之后生效。
第十七条
任何在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六日仅根据录制标准给予唱片制作者所保护的国家，可以在批准、接受或参加本公约时通过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通知书声明，为了第五条的目的，它仅执行录制标准；为了第十六条第一款（甲）目第（３）和第（４）小节的目的，他将执行录制标准以代替国民标准。
第十八条
任何根据第五条第三款、第六条第二款、第十六条第一款或第十七条递交了通知书的国家，通过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另外一份通知书，可以缩小第一次通知书的范围或撤回该通知书。
第十九条
不管本公约有什么规定，一旦表演者同意将其表演录像或录音录像，第七条就不再适用。
第二十条
一）本公约不得影响任何缔约国当本公约在该国生效之前已经获得的权利。
二）任何缔约国无须一定将本公约的条款运用于本公约在该国生效之前已经进行的表演和已经广播的节目，以及已经录制的唱片。
第二十一条
本公约规定的保护不得影响表演者、唱片制作者和广播组织另外取得的任何保护。
第二十二条
缔约各国保留互相之间签订特别协定的权利，只要此类协定给予表演者、唱片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的权利比本公约给予的权利更广泛，或包含其他不与本公约相反的条款。
第二十三条
本公约应当送交联合国秘书长。凡被邀请参加国际保护表演者、唱片制作者和广播组织外交会议的任何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或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国际联盟的成员国，一九六二年六月三十日前均可在本公约上签字。
第二十四条
一）本公约须经签字国批准或接受。
二）第二十三条提到的被邀请参加会议的任何国家和任何联合国成员国，只要它们参加了世界版权公约或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国际联盟，均可参加本公约。
三）批准、接受或参加本公约须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有关证书后方能生效。
第二十五条
一）本公约应当于第六份批准、接受或参加证书递交三个月之后生效。
二）此后，本公约应当于各个有关国家递交批准、接受或参加证书三个月之后在该国生效。
第二十六条
一）各缔约国保证根据本国宪法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本公约的实施。
二）各国在递交批准、接受或参加证书时，它就必须处于根据其国内法律使本公约所有条款生效的地位。
第二十七条
一）任何国家在批准、接受或参加本公约时，或在此后任何时间，可以在致联合国秘书长的通知书中，声明本公约将适用于由它对其国际关系负责的所有或其中任何一个领地，只要世界版权公约或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国际公约适用于这个或这些领地。此通知书应当从收到之日起三个月后生效。
二）第五条第三款、第六条第二款、第十六条第二款和第十七、十八条所提到的通知书，可以适用于本条第一款提到的所有或其中任何一个领地。
第二十八条
一）任何缔约国可以用自己的名义或代表第二十七条中提到的所有或其中任何一个领地，通知退出本公约。
二）退出本公约必须通过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通知书方能生效，而且应当于通知书收到之日后十二个月生效。
三）本公约在某缔约国生效未满五年，该缔约国不得行使通知退出的权利。
四）当某缔约国既不是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也不是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国际联盟的成员时，它就不再是本公约的成员。
五）当世界版权公约或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国际公约不适用于第二十七条中提到的领地时，本公约就不再适用于该领地。
第二十九条
一）本公约生效五年之后，任何缔约国可以通知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召开会议修改本公约。联合国秘书长应当将此要求通知所有缔约国。如果联合国秘书长发出通知后六个月之内，有不少于半数的缔约国通知他同意此种要求，则秘书长应当通知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总干事和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国际联盟国际局主任，他们应当与第三十二条提到的政府间委员会合作召集修改公约的会议。
二）本公约的任何修改需要参加修改会议的三分之二的国家投赞成票通过，但是这个多数要包括在召开修改会议时本公约的三分之二的成员国。
三）一旦通过了一个全部或部分地修订本公约的公约，除修订的公约内另有规定外，则：
甲）从修订的公约生效之日起，应当停止批准、接受或参加本公约；
乙）对于尚未成为修订公约的缔约国的各国，涉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或涉及本公约与它们之间的关系，本公约应当继续有效。
第三十条
如两个或数个缔约国对本公约的解释或实施发生争执而又不能通过谈判解决时，此争执应当根据争执诸方中任何一方的要求，提交国际法庭裁决，除非他们同意采取另外的办法解决。
第三十一条
在不妨碍第五条第三款、第六条第二款、第十六条第一款和第十七条的规定的情况下，不得对本公约作保留。
第三十二条
一）特设立一个政府间委员会，其职责如下：
甲）研究本公约的运用和执行的有关事宜；
乙）为可能修订本公约收集建议和准备文件资料。
二）委员会由缔约国的代表组成，代表的选择应当考虑地区的合理分配。委员会成员的数目，如果缔约国是十二个或少于十二个，则为六名，如果缔约国是十三个至十八个，则为九名；如缔约国超过十八个，则为十二名。
三）委员会应当于公约生效后十二个月选举产生，选举由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总干事和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国际联盟国际局主任根据大多数缔约国事先通过的规则来组织，每个缔约国均为一票。
四）委员会选举主席和官员，制订自己的议事程序规则。这些规则应当特别规定保证在各成员国之间用轮换的办法进行委员会未来的活动和对成员的选择。
五）由其总干事或主任指定的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和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国际联盟国际局的官员组成委员会的秘书处。
六）只要委员会大多数成员认为有必要，委员会应随时召开，会议轮流在国际劳工组织总部、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总部和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国际联盟国际局总部举行。
七）委员会成员的费用应当由各自的政府负担。
第三十三条
一）本公约用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制订，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二）此外，本公约的正式文本还将用德文、意大利文和葡萄牙文制订。
第三十四条
一）联合国秘书长应当通知第二十三条提到的会议的应邀参加国家和所有联合国成员国，以及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总干事和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国际联盟国际局主任以下事项：
（甲）每份批准、接受或参加证书的递交；
（乙）公约生效的日期；
（丙）公约规定的所有通知、声明或信件；
（丁）出现第二十八条第四、五款提到的任何情况。
二）联合国秘书长还应当将根据第二十九条向他提出的要求以及从缔约国收到的任何涉及修改本公约的信件通知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总干事和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国际联盟国际局主任。
下列签字者，经授权在本公约上签字，以昭信守。
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六日于罗马，在一份英、法、西班牙三种文字的统一文本上签字。联合国秘书长应当将核实无误的副本送给第二十三条提到的会议的所有应邀参加国家和所有联合国会员国，以及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总干事和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国际联盟国际局主任。
规则、原则、程序——对法律原则的一个诠释
周成泓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0031）
摘 要：法律原则的出现是为了应对法律的局限性。规则与原则的关系是严格规制与自由裁量的关系。我国应当采用规则与原则相结合的立法模式，但同时也要在司法中对法官运用法律原则进行裁判时的自由裁量权进行规制，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程序控制，这是实现从立法中心到司法中心的关键环节。
关键词：法律原则；法律规则；严格规制；自由裁量；程序控制
法律原则作为法律体系的灵魂，直接决定了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质、基本内容和基本价值取向。它是使法律体系中各项具体制度与规则保持连续、稳定和协调的保证，是法律的值理念与制度设计、实践操作之间的桥梁[1]，(pp.136-137)是立法、司法、守法的指导思想和立足点。时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价值观念多元化、利益主体多样化，各种新型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在使司法有效应对社会需求的过程中，法律原则的作用如何？它们与法律规则的关系又是什么？如何协调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如何规制法官运用法律原则裁判时的自由裁量权？这些问题都是一些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的论题。本文拟从法律模式理论入手对此作一个粗略的分析。不足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一、法律模式理论
（一）法律的局限性
就其根本功能来说，成文法不过是防范人性弱点的工具，它是对权利行使者不信任的物化形式。马克思曾言：“法律是肯定、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2] (p.71)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肯定性与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确定性意义相同。法律的普遍性有以下几层含义：第一，法律是从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高度抽象而来，它舍弃了个别社会关系的特殊性，而表现为同类社会关系的一般共性。换言之，法律一般只对社会关系作类的调整。第二，指法律适用对象的普遍性，它适用于一般的人和事，而非个别的人和事。法律的普遍性使法律的可预见性和公平性成为可能。法律的确定性是指法律规定了一定行为与一定后果之间稳定的因果关系，将人们的一定行为模式固定化了，人们在行为之前即可预料法律对自己将要作出行为的评价，从而根据法律趋利避害地设计自己的行为；法律的确定性还要求法律不得朝令夕改。
法律的普遍性和确定性使法律成为一种无私无欲的客观尺度，藉此，人们获得了安全、效率等价值。但任何事务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法律在获得这些价值的同时，其局限性也暴露出来了，其表现主要有：第一，法律的不合目的性。法律的普遍性使法律只注意其适用对象的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然而由于事务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之间的矛盾，适用于一般情况是正义的法律，适用于某些个别情况就可能是不公正的。第二，法律的不周延性。法律的确定性要求法律应提供尽可能多的规则，以使法律的调整面尽可能的大。然而，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立法者并非神灵，可以遇见未来的一切，尽管他们竭尽全力，仍会在法律中留下许许多多的缺漏和盲区。此外，法律一经制定，其实就已经落后了，因为其制定根据是其制定之时的社会背景，而立法往往是一项耗时长久的事情。
（二）法律局限性的应对：法律模式理论
上面我们已经谈到，人们在通过法律获得一系列价值之时，其局限性就已经产生了，那么，如何消解，如果无法消解的话，又如何缓解它呢？笔者以为，这其实是一个价值选择问题。每一部法律都有着其价值追求。“价值，”马克思说：“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 [3] ， (p.406) “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表示物的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4] (p.139,326)
申言之，价值就是客体能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一般认为，法律价值包括正义、安全、效率三种。不过，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法律价值的内容会有不同，实现法律价值的方式也会不同。而如何实现法律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法律模式的选择问题，亦即如何协调法律的确定性和灵活性。
法的模式是指法的简化或抽象化形式，是人们为了说明或解释法是什么或由什么元素构成而使用的概念。[5] (p.213) 在法的模式诸理论中，影响较大的有：奥斯丁的命令模式、哈特的规则模式、庞德的律令－技术－理想模式、德沃金的规则－原则－政策模式，以及我国学者张文显教授的规则－原则－概念模式，等等。其中，笔者较为赞同庞德的律令－技术－理想模式。按照这一模式，法律就是一种秩序，包括了律令、技术和理想三种成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法官根据理想或以之为背景，以技术为手段对律令进行运用并对之加以发展。律令由规则、原则、确定概念的律令和建立标准的律令组成。规则是律令的最初形式，是以一个确定的、具体的法后果赋予一个确定的、具体的事实状态的法律命令。原则指法律推理的权威性出发点。法律概念是指可以容纳各种情况的法律上的确定的范畴，当人们把这些情况放进这一范畴时，一系列规则、原则和标准就可以适用了。所谓标准，是指法律所规定的行为尺度，只要不超出这一尺度，人们对自己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就可以在法律上不负任何责任，例如使他人不致遭到损害的“适当注意”的标准。法律中的技术成分是两大法系的主要差别之所在，较之以律令，它同样是权威性的、重要的。在英美法系国家，制定法仅为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关规则，并没有提供进行类推推理的基础，因而在适用法律时还必须依靠法院判例。相反，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可以通过对制定法的类推推理来适用法律和处理案件。至于法律中的理想成分，是指公认的、权威性的法律理想，它反映了一定时间、一定地点条件下的社会秩序的理想图画，反映了法律秩序和社会控制目的的法律传统，以及解释和适用律令的背景，这一成分在新案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6] (pp.199-201)
庞德在其法律模式理论中，提出了法律规则以外的法律组成成分，尤其是他提出了原则这一法律成分，并探讨了原则作为推理的根本出发点在司法过程中的作用。那么，在司法过程中，法律原则的作用是什么？它又是如何与其他法律成分相联系而发挥自己的作用的呢。下面笔者对此作一探讨。
二、规则与原则：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
（一）规则及其局限性
规则是直接赋予一类事实以明确法律效力的法律命令，它是一部法律的主干。本来，法官在司法时，只需要严格按照相应规则行事就可以了。然而，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以及语言表达的局限性等原因，导致如果完全依循规则时常会出现无规则可依或依现行规则裁判很不公平。因此，除了规则的确定性以外，我们必须承认规则的非确定性。承认这一点并不难，真正的难题是如何协调二者。
人类对这一难题的探索自法律产生以来就从未停止过。早在古希腊时期，思想家们就致力于研究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背后统一的基础，探讨“杂多”中的“一”。[7] (pp.57-62) 而追求确定性几乎是20世纪以前人类认识论的目标。就法治而言，寻求确定性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离开了确定性，法治就失去了根基。但是，法的确定性又不能完全依赖于规则的确定性，法律规则体系无法完全保证法的确定性，这是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了的事实。在反思和借鉴前世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现代法治国家都承认规则有着确定性的一面，同时又有着非确定性的一面。规则的非确定性意味着它的开放性。但如何开放，以及开放到什么程度，并不是任由法官自由裁量。如何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方法有很多，例如借助于法学家的学说、借助于判例（法）、借助于模糊概念、借助于法律原则，等等。
（二）原则的涵义
“原则”，在汉语、英语以及拉丁语中一般含有“根本规则”之意。在法学上，“原则”一词有两种用法，其一为价值宣示意义上的用法，其二为克服法律局限性工具意义上的用法。[8] (pp.11-12) 法律原则的根本属性有两个来源，一是其内容的根本性，另一是其效力的贯彻始终性。就其内容的根本性来说，它是规则的规则，是进行法律推理的权威性出发点。至于“效力的贯彻始终性”，是就基本原则与具体原则的区分来说的。本文所讨论的原则兼有价值宣示和克服法律局限性之工具两种涵义。笔者以为，法律原则的含义应当从不同角度进行把握。
第一，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原则形成于法官的司法活动和社会公众的道德意识，其在“法律职业和公众当中不受限制地产生的适当性的思想意识”[9] 中缓慢地演进，最后为法律所确认。
第二，从原则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来看，原则是可以作为众多法律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10] (p.71)它对法律规则、法律概念以及法律制度等都具有一定的指导和规制作用。
第三，从内容上看，原则是“有关尊重和保障个人或由若干人组成的集团权利的一种政治决定”。[11] (p.62)
第四，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原则是用来进行法律推理的权威性出发点。
第五，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来看，原则是法官处理疑难案件时所适用的一项有约束力的标准，它对法官的裁决具有实质性影响。
简言之，法律原则是社会一般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的产物，是社会成员的共同的、根本的道德价值和道德标准的法律表现形式，它深深植根于一个道德共同体的“经久的社会舆论”（波斯纳语）和经济、政治和文化之中。
（三）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
严格规则主义风行于19世纪的欧洲大陆，它主张从司法过程中排除法官的自由裁量因素。当时的法典条款数目庞大，它们打算回答可能出现的每一个问题 ，“试图对各种特殊而细微的事情开列出各种具体的、实际的解决办法，它的最终目的，是想有效地为法官提供一个完整的办案依据，以便使法官在审理任何案件时都能得心应手地引律据典”[12] (p.) 。根据立法技术的一般原理，法律规定的详略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成反比，法律所作规定越多、越详备，法律留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就越小，反之，法律规定越简略，法律留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就越大。19世纪欧陆诸法典的数目庞大的条款自然是严格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立法者试图从司法中排除人的因素，他们相信按照严谨的逻辑操作，法典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在他们看来，“在这一封闭的法规体系中的起源和适用中承认人的创造性因素，是极不恰当的。”[13] (p.) 在这种严格规则主义的立法条件下，“大陆法系审判过程所呈现出来的画面是一种典型的机械式活动的操作图，法官酷似一种专门的工匠，除了特殊的案件外，他出席法庭仅是为解决各种争讼事实，从现存的法律规定中寻觅显而易见的法律后果。他的作用也仅仅在于找到这个正确的法律条款，把条款与事实联系起来，并对从法律条款与事实的结合中会自动产生的解决办法赋予法律意义”。[14] (p.)
绝对严格规则主义之不合理性受到了人们的批评。其中，恩格斯的批判是比较经典的。他认为，在试图建立包罗万象的体系并宣称自己是终极真理的体现从而不再有发展的可能等方面，绝对严格规则主义的法典法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并无二致，完全有理由说，这种法典法是同时期的黑格尔类型的哲学在立法上的投影。而黑格尔的体系包含着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其基本前提，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是不能通过发现所谓的绝对真理来达到其智慧的顶峰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自己是这个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关于自然的和历史的认识的体系，是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15] (p.64)
因此，如同黑格尔的体系最终要破产一样，绝对严格规则主义的法典最终也注定要走向灭亡。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绝对的自由裁量权显然也是行不通的——它其实就是人治。因此，寻求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相结合之路便是合乎逻辑的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了这方面的思想。首先，他批判了其师柏拉图的人治主张，认为“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 [16] ，(p.171) 实行法治是因为法律没有感情，无所偏私，具有公正性，另外，法律也具有稳定性和明确性。其次，他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说，在哲学史上最早作了结合一般与个别的努力。他主张建立对客体进行概括的范畴来取代理念作为对客观事物本质的说明。他的范畴论以个别具体事物为对象，并企图建立以一个范畴系统对具体事物的多方面存在作全面的逻辑规定。在他的关于一般与个别关系的论述中，已经蕴含着严格规则主义的理论可能性。不过，亚里士多德并非无条件地主张严格规则主义，他并不认为存在什么普遍的、绝对的、永恒的善，相反，“善本身只存在于个别的具体的善中”[17]， (p.199) 所以，“完全按照成文法统治的政体不会是最优良的政体，，所以还得让个人根据理智进行审裁处理国家事务，包括对法律的修改和补充”[18]。 (p.53)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又提出了自由裁量主义成立的理论可能性。他基于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的结合提出了衡平法的主张，认为在司法时，如果法律规则的一般性和刚性在个别案件中导致非正义，可用衡平法的方法加以解决。后世各种协调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的学说无不是以亚里士多德的上述思想为基础的。
（四）原则的功能——以规则与原则的关系为中心
在探究原则的功能之前，我们先对原则与规则的关系进行探讨。
原则是规则的灵魂，是规则的根本出发点，它为规则规定了适用的目的和方向以及应考虑的相关因素；而规则就是原则的具体化、形式化和外在化[19]， (p.441) 其适用就是为了实现法律所载定的价值目标。作为规则集合束的原则，在结构上具有开放性，其内涵模糊、外延宽泛，因之，它可以有效地弥补规则的相对封闭性之缺陷，堵塞规则之网上的疏漏。此外，一般来说，规则与原则具有共同的道德理由，体现着相同的价值。不过，二者承载的价值是有所不同的，规则主要是满足法律的合法性要求，而原则则在于保证整个法律的合目的性的底线。所以，规则体现着法的形式价值，而原则体现着法的实质价值。在哲学意义上，二者是形式与实质的关系，是“手段——目的”的关系。
从上述原则与规则的关系入手，从二者在司法过程中相互支撑、相互证成的事实来看，原则具有以下功能：
1. 弥补成文规则之不足。成文规则在内容上的具体性和特定性以及在结构上的相对封闭性决定了其在适用事项上的狭窄性和适用方式上的僵硬性，而原则在内容上的模糊性和结构上的相对开放性以及在适用事项上的广延性恰恰可以弥补规则的上述不足，强化其对社会生活的调控能力。因此，当规则无法应对社会生活的挑战时，“隐居幕后的法律原则便走到了前台”[20]。
2.在疑难案件中，如果无规则可以适用时，原则可以代替规则作为法官直接作出判决的依据。法官不得以没有法律规定而拒绝裁判，所以，在规则缺失的情况下，法官可以而且应该以合目的性和合理性的精神，从原则中推导出派生的规则，以此来否定或证成某种法律行为和法律关系。
3.协调规则之间的冲突。当两个规则适用于同一案件所导致的判决结果不一致时，规则之间的冲突便凸显出来了；尤其是在疑难案件中，规则之间的冲突更是经常发生。这时，只有作为“规则之衡平器”的原则才能告诉法官应当采行哪条规则、又抛弃哪条规则。在此，原则发挥了其协调、消解规则冲突的功能。
4.指导规则的运作。由于法律原则“直接决定了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质、基本内容和基本价值倾向”[21]， (p.72) 故而法律原则为规则框定了伸展的范围，规定了发展的方向，这样，原则就可以防止规则运行中出现的不公正现象。
5.防止规则的无限衍生，保持法律简洁。原则是规则之规则，是一群规则束。因此，它一方面可以弥补规则之网上的漏洞，另一方面又可以有效地防止规则的无限繁殖和衍生。故尔，在司法过程中，规则与原则的交替适用不但可以合理地照顾到法律的稳定性和灵活性，而且还可以使法律具有简洁明快的风格，并永葆其旺盛的创造力和生命力，使其紧扣社会发展的脉搏而与时俱进。由此也引申出原则的第6项功能。
6.使法律和社会发展相合拍，进而变革和发展法律。由上文可知，在“法即规则”的严格规则主义下，由于规则的诸多缺陷，法律会同社会发展之间出现相互脱节的现象。因此，将原则引入法律体系中，是克服规则论的局限性和弥合法律与社会需要变化之间之缺口的良方。在此情形下，原则实际上代替规则为当事人设定了新的权利义务，这时的原则已具有了规则创生的功能。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创生规则，原则还起到了变革社会现实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整个一部罗马法的发展史表明，新的原则不断被发现和承认的过程往往就是法律关系主体逐渐普遍化及主体的权利内容不断拓展的过程。
以上我们从法律模式理论出发，分析了一般法律原则的含义、其与规则的区别和关联以及其功能。以下我们接着探讨司法过程中法官运用法律原则裁判时的程序控制问题。
三、法律原则运作上的程序控制
上已述及，法律原则天然地具有相当大的模糊性，法官依照它们来判案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法治却要求整个法制系统的运行具有较高程度的确定性和正当性。要做到这一点，方法可以有很多，如提高立法技术、遵循先例、对法官的裁判过程进行严密的程序控制等。而其中最为重要的，笔者以为，莫过于实行严格的程序控制。程序之于法治的意义，正如道格拉斯所说：“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区别。”无论法律是否认可，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都是客观存在的，这在具有“原则”的法律模式中尤为明显。程序设计的合理性和完整性为民事实体法的有效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民事诉讼基本原则明确授权法官以自由裁量权。在程序的保障下，一方面使民事实体法在民事诉讼法开放的前提下实现了实施结果上的确定性，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法律系统结构上的开放性与法律后果确定性的一致；另一方面，又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致转化为法官的任性，从而克服了严格规则主义与自由裁量主义之间的矛盾。下面笔者将从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详述。
（一）程序本位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法律程序的独立价值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认同。现在关于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之关系，我国通说认为是应当二者并重。然而如何判断某个司法决定是不是符合实体正义并没有一个通行的标准，认为实体正义应与程序正义并重，其一个隐含前提是实体正义是有客观标准的，进一步说来就是，实体法已就每个案件事前规定了唯一正确答案，法官具有理想人格和理想的司法技能，其有能力通过司法过程来找到实体法预设的唯一正确答案。而这些前提、假设是早已被学者们所批评了的。因此，笔者以为，所谓的“客观答案”，其实只是人们的一种“共识”而已，而如何能够达成这种“共识”呢？笔者认为，除了程序以外别无其他。因此，我们应当坚持程序本位。“如果说西方的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是神圣的超越世界的世俗化。那么自然法的光圈褪色是不足为奇的，在当代西方社会，自然的法则（laws of nature）取代了自然法（natural law），而程序是发现自然法则并使之成为有权威的共识的前提条件。因此可以说，自然法体系的瓦解所留下来的法律正统性的缺陷正是由程序来补偿的。因此，如果说在西方，自然法的失坠是由程序法来代偿的话，那么在中国，自然法的空白亦必须由程序法来填补。”[22] (pp.72-73) 正统性，在现代西方法学界的含义是，对于法律的妥当性、约束力及其基础价值的普遍确信。笔者在这里也取这一含义。德国法学家卢曼认为，在复杂的现代社会，对于特定的决定内容达成事实上的合意是不可能的。只有把正统性概念与学习理论结合起来，使依存于内容的安定性的损失由大量的程序的分化和再组合去重新获得[23] (pp.76-77) 。简言之，卢曼认为共识只有在人们的相互沟通过程中才能获得。笔者深为赞赏这一观点。
法律程序，是指按照一定的顺序、方式和手续来作出决定的相互关系。法律程序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实体保障。基于正当程序，实体法设立的目的可以得到良好地实现。第二，吸收不满。裁判不可能做到皆大欢喜，因而需要吸收部分甚至全体当事人的不满，程序如果满足了正当程序的要件，就可以使裁判为当事人所接受。第三，排除恣意。程序的对立物是恣意，分化和独立是其灵魂，程序通过角色分配而使参与程序的各角色相互制衡，法官的恣意自然就得到排除。第四，优化选择。程序对各种主张和可能性进行过滤，找出最适当的判断和最佳的决定方案。第五，实现变革。通过程序进行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组现行法律体系的结构，实现重新制度化，至少使变法的必要性更容易被人们发现[24] (p.3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