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山西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山西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08年7月3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10月1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8年7月31日
山西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
（2008年7月31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促进国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务，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和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犯罪。
本条例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规定从事公务的人员。
第四条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应当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原则，实行内部预防、专门预防、社会预防相结合。
第五条 省、设区的市、县（市、区）应当建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领导协调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同级检察机关负责日常工作。
第六条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实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及有关单位各负其责、相互配合，公民和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
第七条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实行领导责任制，并列入政风行风评议和各单位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的内容。
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第一责任人，其他负责人按其分工负直接领导责任。
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负责监察工作的机构或者部门具体负责本单位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第八条 检察机关、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依法履行指导、监督职责。
第九条 对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表彰。
第二章 重点与职责
第十条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重点对象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和重要领域、关键环节以及易发、多发职务犯罪岗位的国家工作人员。
第十一条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重点是：
（一）国家工作人员的招聘、录用和选拔任用；
（二）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
（三）行政审批和行政执法活动；
（四）财政资金和其他资金的管理使用及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
（五）国有企业重组、改制、上市和破产等活动；
（六）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活动；
（七）煤炭、电力等能源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活动；
（八）公共投资项目的规划和建设、政府采购、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招标投标等活动；
（九）医药采购、教育招生、劳动就业、安全生产、食品药品监管等涉及人民群众直接利益的活动。
第十二条 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及有关单位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方案，建立和完善工作机制，对隶属单位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进行指导、监督；
（二）开展预防职务犯罪教育、培训、宣传活动；
（三）实行转任、轮岗、回避、经济责任审计、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等制度；
（四）实行公务公开制度；
（五）发现职务犯罪隐患，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六）预防职务犯罪的其他职责。
第十三条 检察机关履行下列指导、监督职责：
（一）建立健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联系机制，指导、监督、检查有关单位制定、落实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计划；
（二）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经济活动和执法活动进行监督；
（三）开展预防职务犯罪法制宣传和警示教育，提供法律咨询；
（四）针对职务犯罪发生的原因、特点和规律进行预防调查，提出预防对策和检察建议；
（五）收集、分析、处理职务犯罪信息，受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六）预防职务犯罪的其他职责。
第十四条 监察机关履行下列指导、监督职责：
（一）检查行政监察对象依法履行职责的情况；
（二）提出廉政制度和措施的建议；
（三）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改革措施开展廉政风险评估；
（四）收集、分析有关职务犯罪的信息，提出预防对策，建立预警机制；
（五）调查处理行政违纪案件，开展警示教育；
（六）预防职务犯罪的其他职责。
第十五条 审计机关履行下列指导、监督职责：
（一）依法对国家机关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对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对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计；
（二）依法对国家机关和属于审计监督对象的其他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进行经济责任审计；
（三）开展财经法制宣传和教育；
（四）指导、监督内部审计工作；
（五）针对职务犯罪隐患提出预防对策和审计建议；
（六）预防职务犯罪的其他职责。
第三章 预防措施
第十六条 国家机关应当采取下列措施预防职务犯罪：
（一）建立健全市场准入退出制度，促进信用体系建设；
（二）公开办事程序，公开投诉渠道，公开工作纪律；
（三）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建立健全网上审批、网上招标、网上招生等技术系统；
（四）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
（五）其他预防职务犯罪措施。
第十七条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指导和促进企业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第十八条 建设、金融、医药卫生、教育和政府采购等领域在公开招标时，招标单位应当对投标单位进行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第十九条 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应当结合本单位的实际和特点，开展以预防职务犯罪为主要内容的廉政文化建设，并采取专题学习、法制讲座、警示教育活动等多种形式，对本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定期开展理想信念、作风、纪律和廉洁从政教育。
第二十条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将预防职务犯罪列入法制宣传教育的内容。
第二十一条 培训国家工作人员的机构应当将预防职务犯罪教育列入培训内容。
第二十二条 文化、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面向社会公众，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宣传教育。
鼓励和引导利用信息网络及其他方式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宣传教育。
第二十三条 国家工作人员应当自觉接受预防职务犯罪教育和监督。
担任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情况列入年度述职述廉报告，接受评议和考核。
第四章 监督与保障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采取听取工作报告、执法检查等形式，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进行监督。
检察机关、监察机关、审计机关应当定期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情况。
第二十五条 检察机关、监察机关、审计机关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有关单位和人员如实、及时地提供与预防职务犯罪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财务账目，进行查阅或者复制；
（二）要求有关单位和人员就预防职务犯罪事项所涉及的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
（三）责令有关单位和人员停止违反法律、法规和行政纪律的行为；
（四）建议有关机关对有违反法律、法规或者严重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暂停其执行职务。
第二十六条 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监察机关、审计机关在依法行使职权时，发现有关单位制度不健全，管理不规范的，有权提出检察建议、司法建议、监察建议、审计建议，对重大事项应当向被建议单位的主管机关通报。
被建议单位收到检察建议、司法建议、监察建议、审计建议，应当在30日内采用书面形式向提出建议机关报告整改情况。
第二十七条 新闻媒体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依法进行舆论监督。
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进行监督。有关单位应当依法及时处理。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有关单位及其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有权进行举报。有关单位应当依法及时受理，并为举报人保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提出意见、建议或者进行举报的单位和个人。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
第三十条 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发生重大职务犯罪案件的，当年不得被评为文明和谐单位。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对单位予以通报批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提供虚假材料和情况或者隐瞒有关材料和情况的；
（二）无正当理由拒绝就预防职务犯罪事项所涉及的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的；
（三）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有关文件、资料、财务账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
（四）无正当理由不报告有关情况或者拒不采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监察机关、审计机关建议的。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或者不为举报人保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检察机关、监察机关、审计机关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2008年10月1日起施行。
自5月8日的海南万宁发生“小学校长带学生开房”事件开始，到5月28日广东深圳、湖南郴州和安徽六安三地分别曝出教师涉嫌猥亵小学女生的案件，20天内媒体已报道8起校园内猥亵性侵幼女案，令国人震怒，刺痛了人们的眼球和神经，更引发了当今社会如何强化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反思。
据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向媒体透露，该中心曾对2006年至2008年媒体报道的340件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进行统计分析，时至今日却发现，相似案件仍在重复发生。该中心的统计分析显示，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主要特点有四：一是大多数系熟人作案。在340件案件中熟人作案占68%；二是校园内发生的性侵案值得重视，在340件案件中有50件属此类；三是国家公职人员性侵危害严重。比如2007年至2008年发生的贵州习水县多名公职人员嫖宿幼女案，涉及强奸、强迫卖淫的有政府官员、司法干部、教师等公职人员；四是不满14周岁的被性侵幼女为大多数，占总数的63.8%，年龄最小的只有1岁（参见《法制日报》记者张媛在该报2013年6月1日“人大立法”版上的采访报道）。这表明，在我国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早已有过发生，并非今天才有，只是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警觉、未发展到今天的严重程度罢了。应当认为，现在是应当引起严重关注、并应当采取最为严厉的惩防措施的时候了。
根据近些年我国发生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分析，尤其是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统计分析中关于该类犯罪特点的归纳揭露，全国上下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切实采取紧急措施。强化防范力度，坚持惩防并举，全力遏制此类犯罪现象的蔓延趋势。在笔者看来，以下两个方面的惩防措施应当尽快推进：
一、废除嫖宿幼女罪，单设奸淫幼女罪
针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侵害对象大多是未满14周岁的幼女这一特殊现象，必须首先从立法上进行反思和研究，方能从根本上寻找遏制途径。笔者十分赞同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的观点，应当尽快废止嫖宿幼女罪，单设奸淫幼女罪。这是因为，嫖宿幼女罪原本就缺乏保护未成年女性的功能，事实证明该罪的设置反生消极作用。一是，嫖宿幼女罪作为嫖宿不满14周岁幼女的犯罪行为，是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漂娼的决定》第5条第2款的规定吸收改为刑法规定的，且将此罪置入社会管理范畴，这种刑法上的安排本身就是欠妥的。未成年人是国家的重点保护对象，而幼女又是未成年人中更加重点保护的对象，怎么可以将此种性侵犯罪纳入社会管理而不纳入公民人身权利保护范畴呢？二是，嫖宿幼女罪本身就有一种理解上的消极误导作用——用金钱开道什么事都可以干，甚至连幼女都可以睡，于是就有了“买处”、“破处”的不法分子将罪恶之手伸向了最弱势群体的幼女。甚至发生了小学校长肆无忌惮的带数名小学女生开房事件。三是，嫖宿幼女罪弱化了整个社会对幼女性侵害后果的认识，助长了此类犯罪现象的蔓延，从贵州的习水事件到海南万宁的小学校长开房事件，不得不认为这是设置嫖宿幼女罪带出的严重社会后果。
奸淫幼女罪，原属于我国“79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和“97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条文规定均表述为：“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刑法理论界对该种犯罪的通说认为，由于幼女的身心发育尚未成熟，缺乏辨别和反抗的能力，因此，一般说来，不论行为人采取什么手段，也不论被害人是否同意或是否抗拒，只要与幼女发生了性行为，就构成犯罪。而且，考虑到幼女的生理特点，只要行为人的生殖器与幼女的生殖器官接触，即视为强奸既遂，这体现了国家对幼女的特殊保护，（周道莺、张军主编《刑法罪名精释》[第三版]）。笔者之所以主张废除嫖宿幼女罪而单设奸淫幼女罪取而代之，并直接纳入公民人身权利保护范畴，理由如下：首先，奸淫幼女罪与强奸罪在犯罪构成上具有很大的区别，因而奸淫幼女罪不能归入强奸罪，应当独立成罪。一方面，强奸罪侵害的主体是十四周岁以上接近成年的妇女和成年妇女，而奸淫幼女罪侵害的主体是十四周岁以下的幼女。另方面，成年妇女具有辨别能力和反抗能力，但幼女不具有这些能力，将其纳入强奸罪处理既有违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又不利于对幼女的特别保护。再方面，既然幼女与成年妇女之间缺乏可比性，则当然不宜以同一罪名处罚犯罪行为人，也不利于对以“买处”、“破处”等嫖宿之名奸淫幼女等犯罪行为施以从重打击，更不利于对幼女实行特别保护的政策。其次，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罪有很多相似之处，后者具有取代前者的成熟条件。一方面，奸淫幼女罪体现为对公民人身权利之保护，而嫖宿幼女罪的本质特征是与幼女发生性行为，当然构成对幼女人生权利的侵犯，二者具有替代性。另方面，奸淫幼女罪不因被害幼女接受财物的影响，也不因幼女是否同意发生性行为的影响，而嫖宿幼女罪的客观表现完全体现了奸淫幼女罪的表现方式。正如佟丽华所言：“金钱交易并不影响对行为性质的认定”，因此，后者对前者完全具有吸收性和容纳性。再方面，将嫖宿幼女罪归入奸淫幼女罪，不但完全符合奸淫幼女罪的构成要件，而且免除了一些不必要的情节纠缠。比如，凡明知被害人系某校的小学女生，完全可以认定为“明知”其为幼女，因为按现今的小学六年制，小学阶段的女生除极个别外不可能是十四周岁以上的学生。又比如，凡教师与小学女生发生性关系，完全可以推定行为人“明知”是幼女，因为行为人本身存在较多“明知”的条件和经验。从而有利于惩罚犯罪分子，有效保护幼女的身心健康。
二、始终保持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从严打击的高压态势
据媒体报道，5月8日海南省万宁市后郎小学6名就读小学6年级的女生集体失踪。经警方侦查，万宁市第二小学校长陈在鹏和房管局职员冯小松分别带4名女生和2名女生到酒店开房。经医院检查，6名女生下体受到不同程度伤害。该案经媒体报露后，引起社会高度关注。5月10日，警方对陈、冯二人刑事拘留。5月24日，万宁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以猥亵儿童罪将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5月28日，万宁市检察院以陈、冯二人涉嫌犯强奸罪向万宁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该院已于当日立案受理（参见2013年6月10日《法制日报》“视点栏目”的新闻追踪）。司法机关的举动令人欣慰。据最新报道，6月20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不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陈在鹏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冯小松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均受到国法的严惩。
陈在鹏、冯小松制造的“万宁性侵幼女事件”，从司法机关目前的走势看，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和法院立案受理均定性为强奸犯罪，结果法院经过审理最终以强奸罪追究责任，表明公安机关认定的猥亵儿童罪被否定，而且更是对《刑法》第三百六十条第二款的嫖宿幼女罪之否定。客观现实已经表明，嫖宿幼女罪已无存在之必要，因为该种犯罪针对的是既无辨别能力又无反抗能力的幼女，即使表面现象的金钱交易，同样无法改变与幼女发生性行为的犯罪性质。如果要强调始终保持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从严打击的高压态势，立法废除嫖宿幼女罪为首要条件，否则将无力遏制性侵幼女犯罪的蔓延。
保持从重打击的高压态势，源自于1983年开始的全国性“严打”斗争的号召，其法律根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当时的要求，对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对这些人，司法机关突出七类严重刑事犯罪（七类即指杀人、抢劫、强奸、爆炸、投毒等七种重大刑事犯罪）予以重点打击，奸淫幼女罪作为强奸类型列入其中。时至今时，地方各省市的“五长会议”在研究部署重大专项打击活动时，仍要求“保持从重打击的高压态势”。根据目前全国各地连续发生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性侵幼女犯罪，从中央到地方完全可以重点部署、适时开展严惩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活动之专项斗争，这不但很有必要，而且可以由此形成威慑机制，并深入各行各业，必将有效遏制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蔓延。
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上，通过司法解释统一从重处罚的量刑标准，减少盲目性，严把案件质量。《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判处”。这就是司法机关量刑应掌握的标准。这里所讲的“犯罪事实”，是指犯罪构成要件的全部事实，包括犯罪主体、犯罪的主观要件，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要件。“犯罪的性质”，即指什么性质的犯罪，确定怎么样的罪名，这其中准确确定罪名很重要，必须严格掌握。“犯罪情节”是指实施犯罪的具体情况，包括法定情节（即刑法规定的从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也包括酌定情节，如犯罪动机、犯罪时机、环境和条件、犯罪人的一贯表现、认罪态度等（参见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1年4月第5版，第67页）。这其中，尤其要注重对性侵犯罪的“从重处罚”的研究，因为这直接涉及对该类犯罪能否“从重打击”的效果。在笔者看来，从犯罪主体看，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犯罪的从重；教师奸淫未成年学生尤其是奸淫幼女的从重；利用抚养关系、亲戚关系、代管关系作案的从重。从犯罪手段上，暴力和暴力威逼、打骂施行犯罪的从重；先奸后卖、奸后强迫卖淫的从重，并应实行数罪并罚；多次作案，恶习较深、态度顽固的从重。对此类中极端恶劣者，笔者同意佟丽华的观点，可以立法引入类似化学阉割的域外制度，彻底摧毁作案人的犯罪意志。
除此之外，重教育、抓管控，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防范工作十分重要。性犯罪属丑恶型犯罪，直接挑战社会道德和国家法律的底线。防范和惩治此类犯罪，应当德法兼施、惩防并举，动员和调动家庭、学校、教育、治安、纪监等职能部门的参与积极性，并加大硬件建设的投入，广施电子跟踪和视频监控，发动自愿者介入，组织夜间巡逻，加强重点场所的管控，消灭死角地带。如此，必将有助于遏制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之蔓延。
（作者单位：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
